本报记者　文敏

　　“出版”的真正含义不是排版印刷，而是一份执著、一份眷恋，更重要的是一种信念、一种面对公众的姿态。复旦大学出版社以学术出版为己任的坚持，完整诠释了“出版”的意义。最近，其出版的新书“三十年集”系列丛书不仅引起学界关注、好评，而且也赢得了市场。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目前已出版36种，包括周振鹤的《长水声闻》、林贤治的《沉思与反抗》、陈思和的《脚步集》、李辉的《纸上苍凉》、葛兆光的《看澜集》、葛剑雄的《后而立集》等。丛书作者均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这潮流多变的30年中，他们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独立的性格，不曾失却人文关怀的精神。他们独特的经历、感受、体悟与思索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都构成了这套丛书独特的精神姿态。丛书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正是他们30年来的心路历程。

　　令出版社又惊又喜的是，这套学术与人文素质非常高的丛书在市场上也很有号召力，最初第一期的8种已基本销完，后续几期也已被订完。出版社在此良好市场业绩的鼓舞下打算再继续推出更年轻一些学人的专题图书，就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成名于80年代的那批人。如郜元宝、傅杰、葛红兵、汪涌豪等人。

　　日前，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了解丛书背后的故事。

　　问：“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构想富于创意，赋予了这套书特殊的含义，超越了个体，回到历史，让人从个体中见到整体历史，又在历史中体察个体命运与思考。起初的创意是怎么出来的？

　　答：说起来，这套丛书的策划有点偶然性。有一天，我和人民日报的李辉在上海九久读书人公司董事长黄育海家里聊天。李辉本人就是复旦出身，他是贾植芳的学生。他谈起30年改革开放的经历对个人命运的改变。就很想做这么一本书。于是我们就聊开去了，越聊越多，就想索性找一批有同样经历的学者与文化人来，每人选一本自选集，收集的文章从1977年开始到现在，并且在文章前加以“纪事”，既可记叙当年发生在自己身上较为重大的事，也可以记下自己所读的书及所思考的重大问题。这一批学人与上一代不同的是，他们当年都有过知青经历，失去了系统正规的读书机会，只能抓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就学问的严谨和系统来说可能不如上一代，但他们的眼界与生活体悟更开阔更深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这一代人，他们的历程也正是国家的历程。

　　问：你们甄选的标准是什么呢？我看到你们已经出版的书和将要出版的预告中，有一些如你所说属于这一代人的学者中，也有些比较重要的并未入选啊。比如汪晖、比如秦晖，还有陆建德等？

　　答：我们做出版的完全没有门户之见，只要是好稿子，只要言之有据，我们就可以用。但我们毕竟不是中央大社，所以在组稿上难免有掌握信息不足，有疏漏。我们尽最大努力罗致这一批学人中所有的佼佼者，但有些因为作者的时间问题，有些因为联系不上，有些因为没有足够的稿子……所以，在别人看来，缺憾是肯定存在的。第一辑共16种，周振鹤、林贤治、葛剑雄等人。“三十年集”是对一个大转型时期的历史记录。这套丛书所要向后世传递的，是他们这一代人对于生活和历史的思考。我们现在一共有36种，超过了预期的30种，因为后来不断有补充进来的，如陈家琪、陈嘉映、陈建华等人，他们都是认真的思考者。我们做了值得做的事，但还是有遗憾。定能得到回报。”

　　问：贺社长，听说你们做的许多书不仅学术含量高，还很有市场号召力，这是很不容易的。你们怎么做到的？

　　答：我们在做书的时候不会专注于这书能赚多少钱，而是只看图书品质。我们的编辑许多都拥有名校的博士学位，他们的眼光和学养是图书品质的最大保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曾不无幽默地表示，30年是一个“宁肯坐在大学里苦，不坐在宝马里笑”的时代。他希望当代青年不要盲目地追求所谓最成功的道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最成功的道路，尊重自己的兴趣，只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只要持之以恒。”这也是我们作为出版人的底线，是不可逾越的。作为大学出版社，我们可以不必靠教辅赚钱，5年前我们就不做教辅书了。但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大学教材，这些教材让我们在做人文社科类精品时有了底气。其实，学术著作也未必是赔钱的，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就为社里赚了好多钱。反正社里现在利润和收入是年年增长。不过，我还是非常佩服我的同行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他们在市场推广方面比我们入手早，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