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低迷使中国多年来依赖的外需型发展模式面临终结，中国将被迫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内需型发展模式已被列为国家发展战略。此时，有关部门和专家提出仿效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引来众多关注。事实上，能否实现国民收入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大幅提升，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

　　正因如此，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此背景下，6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提出了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个想法的提出是借鉴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日本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为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在客观条件上，中国GDP增速现在还在8%以上，最重要的是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已具备了实行工资倍增计划的条件。但同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条件相比，中国尚面临如下难点：

　　一是民营企业关。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资本属私人所有，有可能拒绝实施政府提出的工资倍增计划。从现实情况看，民营企业涨工资的权力完全掌握在企业老板的手中，几年前出台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不少民营企业中形同虚设。

　　二是垄断企业关。通过资源垄断等非劳动因素获得巨额利润的垄断企业，其员工的平均工资早已大大超过其他行业的平均工资，如果继续上调工资将扩大收入差距。有数据表明，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少数国有金融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更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垄断企业若执行工资倍增计划，最终很可能导致更大的分配不公。

　　三是物价关。伴随收入倍增，有可能产生物价“倍增”，事实上将抵消甚至恶化低收入者的生存状况。现实生活中，物价上涨过快，工薪收入家庭面临着日常生活开支不断加大的问题。特别是事关民生的房价，年年攀升，不少城市的房价不断“倍涨”，因此即使大部分人实现了工资倍增，如果衣食住行的基本物价得不到有效控制，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从长期来看，计划成功实施须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发展理念上，政府层面必须由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向居民收入增长的发展目标转变，抛弃现在的“唯GDP”发展理念。公共品提供上，要加大公共品投资比重，增加国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将加大公共服务投入等作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方式。企业效率提升上，改善各类非国有经济体的发展空间，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是保证居民收入倍增的根本基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从制度上遏制两极分化趋势，消除公权力和垄断资源结合造成的分配不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