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扬渲　　

　　1月26日，浙江长城影视出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全方位揭秘我国科学家隐姓埋名研制“两弹一星”的历史，宏大叙事与精彩剧情引来热议。

　　很自然地联想起另一部“两弹”题材电视剧——《中国神火》，1992年初播出后轰动一时，不仅观众好评如潮，还囊括了国内各项大奖。现任浙江广电集团总编辑和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的程蔚东当时是这部作品的编剧，他也凭借《中国神火》夺得了第十二届“飞天奖”最佳编剧奖。

　　这是很有意思的呼应，20年前，浙江人创作了第一部反映“两弹”的电视剧；20年后，又是浙江人推出了“两弹一星”的鸿篇巨制。那般阳刚壮美的艺术作品，竟然都诞生于温婉柔和的西子湖畔，而两部作品无可规避的核心人员钱学森，恰恰也是杭州人。本报记者就此专访程蔚东，探寻背后的偶然与必然。

　　记者：20多年前创作《中国神火》这样的作品，应该会面临很多困难。

　　程蔚东：那个时候，“两弹”的史料尚未完全解密，大量历史事件需要一个个资料室、档案馆去跑，邓小平“砸锅卖铁也要搞”的批示，就是在国防科工委档案室里找到的，现在当然方便多了，网上一搜索全都出来了。我还和导演苏舟、制片主任何滨安共同在北京的科研机构、额济纳旗和罗布泊的戈壁滩上体验生活，先后长达6个月，过程非常艰苦，当时邓稼先逝世不久，人们关注到“两弹”元勋所做的巨大贡献，原本神秘的领域开始向外界打开，各方面因素最终促使我们去做这个题材。

　　记者：当时很多“两弹”元勋还健在，创作剧本时怎么把握史实和艺术之间的尺度？

　　程蔚东：能否在电视剧中真名实姓地表现，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所以除了周恩来、聂荣臻、张爱萍等国家领导人，其他人物我都采用了化名，钱学森在剧本中叫“钱习章”，邓稼先叫“邓聪”。剧本中的部分章节后来选入了初中和高中的课本，有老师问我，写的是钱学森的故事，为什么要叫“钱习章”，实际上这些人物就是“两弹”元勋们的艺术典型。剧本交上去后，我们在北京等了20多天，后来国防科工委把我们叫去听意见。一走进会议室，当时的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中将坐在中间，两边全是少将、大校，大沿帽齐刷刷地放在桌上，我们都被这阵势震住了，没想到他们对剧本非常满意，一位政治部主任还对旁边的人说：“西湖边的文弱书生，能够写出这样大气磅礴的作品，我们创作室的作家要好好追上去。”其实他不了解，我的性格也很豪迈，很容易激动，在进入戈壁滩后，看到那阳刚壮美的画面，看到一张张坚定的面庞，激情立即被点燃了。后来，《中国神火》被称为电视剧历史上第一部“史诗体”，有人称是“诗化的历史”，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在我们的作品里得到了融合。

　　记者：巧合的是，20年后又是浙江人创作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为什么偏偏是浙江？

　　程蔚东：大家都知道浙江人会赚钱，其实浙江从来不缺关注现实、关注国家命运的人文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像鲁迅、茅盾、郁达夫、夏衍等等，都是浙江人。浙江的电视剧生产一直没有脱离现实生活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春江水暖鸭先知，生活中的真理艺术家往往能够敏锐地感知，“两弹一星”的辉煌历史，20年前的认知和今天的感悟，肯定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前列的浙江人，知道这个题材对于中国、对于世界的意义，会有更多的思想发现和艺术发现。我说的这种发现能力，经过了改革开放风雨洗炼的浙江的艺术家，也能够走在前列。所以我们能创作出中国第一部反映“两弹”的电视剧，20年后的重新出发，会走向新的高度。我们站在越来越富饶的浙江土地上，对于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的辉煌和这种辉煌对于今天的意义，充满着新鲜的感召和由衷的敬意。

　　记者：同样的题材，《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和《中国神火》有什么不同？

　　程蔚东：当年的《中国神火》，可以说是一把火把中国人的精神点燃了，抑或是中国人的精神点燃了这把火，中国在艰难的改革开放中，经历种种曲折，渴望走向繁荣富强，中国人的强烈意愿感染了艺术家，从而创作出《中国神火》。时至今日，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样的题目来涵盖中国人的精气神，我觉得非常准确，体现了时代的前进和认识的提升。改革开放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两弹”元勋的理想已经实现，五星红旗真正迎风飘扬，我们对时代的进步、对国家和民族曾经付出的心血与努力的认识都在加深，所以回头观望，这两部作品的出现都有时代成因。

　　记者：因此《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所要传达的，更多的是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当代精神？

　　程蔚东：我觉得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是锻打了中国人的人格，中国人的意识觉醒了，驾驭个人命运的能力增强了。今天再来认识，中国今天的崛起有其内在原因，我相信，《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正是传递出了这样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