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继强 

　　随着一年一度春节的临近，民工潮水般地返乡过年，给企业留下一个巨大的问号：回家过年的民工兄弟姐妹们，年后是否还会继续回来？

　　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昔日，民工输出地政府主动与浙江各地政府联系，希望能够多招当地的农民来浙打工。如今，浙江主动去招工却遭对方的谢绝。

　　事实上，自2004年以来，浙江企业招工难有增无减，企业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从2003年的1.34猛增到2010年的1.95。民工输出地的劳动部门甚至还主动出击，到东部来看望民工，劝说民工回家乡就业和创业。可以说，民工输出地近年的加速发展给浙江劳动力市场乃至浙江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直观上看企业招工难，是工资逐渐缺乏竞争力，但深层原因则在于浙江现行的经济结构。即便劳动者能够按照劳动贡献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浙江“低、小、散、弱”的劳动密集型经济结构仍严重制约了劳动收入的提高。而人民币汇率变动和调整更是让出口企业占大半壁江山的浙江雪上加霜。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推算，我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16年左右结束，届时人口抚养比将掉头向上。按照国家统计局2009年公布的数据估算，外出民工中至少六成以上是新生代民工，他们在外出就业动机、对职业角色的认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对未来生活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上均不同于传统民工。显然，试图在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成本（包括土地成本和环境成本）和低产品价格的增长道路上惯性前行，已难以为继。

　　面对企业招工难，政府部门提供公共就业服务信息、为企业和劳动者搭建就业服务平台、规范企业用工行为、改善用工环境等措施，无疑是有助于缓解企业的招工难。但有迹象表明，这些措施缓解招工难的边际作用在递减。也就是说，这些措施虽有潜力可挖，但边际效果在下降。持续的、严峻的招工难，倒逼着浙江转换劳动用工思路。

　　浙江企业、政府和社会只有善待民工，才能吸引更多的民工返乡后回归。从国内外经验看，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必然趋势。企业与其被逼无奈，不如主动应对。企业如果能把盯在劳动力绝对成本上的目光转向相对成本，通过提高单位人工成本的产出率和经济效益来消化绝对成本的上升，那么，招工难的问题就容易解决得多。

　　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进企业改变用工方式，譬如取消对性别和年龄歧视性的用工；促进企业用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长期看，只要应对得当，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形成的激励或逼迫，将推动企业从“低成本依赖型”的竞争战略向“创新推动型”转变，推动企业从“低技术、低价格、低收益运营模式”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收益发展模式”转变。如此，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和文化留人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宏观上，浙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可以说是浙江企业用工及其变化的“牛鼻子”，因而，浙江的劳动用工应放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人力资源强省和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统筹思考。做诗的功夫既在诗内，更在诗外。同时，还要注重教育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的互动与匹配。在这些方面，浙江各级政府是大有可为的。

　　（作者为浙江大学风险管理与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