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杭州1月26日讯

　　记者 陈文文 报道组 吴敏力

　　实习生 郑越 

　　又是一年回乡时，又是一年等工期。在农民兄弟兴高采烈地卷着铺盖、带着城里的新鲜玩意儿探亲之时，有一群人的双眉却皱得越来越紧。面对空荡荡的招工大厅、沉默的生产线，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化身孙悟空，拔一根毛就能吹出72个同伴。他们是浙江中小企业的老板们，传统的“订单工业”，让他们的招工方式也“订单化”，有活就招人，没活就解散。经济回暖之际，却恰逢民工返乡大潮，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月23日，袁友华踏上了回家的火车。这次，他决定告别温岭，这个他打拼了10年之久的地方。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回家，他没有买回程的火车票。

　　35岁的袁友华是湖北宜昌人。2001年，怀揣着赚钱之梦，他背井离乡，跋涉千里来到温岭。那一年，“打工潮”席卷袁友华的老家，他的两个兄弟，以及村子里的不少年轻人，都弃了农田，南下北上寻找活计。

　　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乡的工厂越来越多，袁友华所在的村子，曾经90%的劳动力都在外打工，但从去年开始，50%以上的村民都回去了。“好多老乡都不打算出门了。”家乡那边有钱赚，而且赚得也不少，这是大家回去的动力。在温岭，袁友华其实干得不错，已经是个小包工头。春节前夕，他接到老家兄弟的电话，比他早回去一年的弟弟，不仅在家里盖起了楼房，还开了一家店。这让他十分向往，纠结了一番，还是向老板辞了职。

　　一句“不打算出门”，在随后记者对老板们的采访中得到了证实。不过两年的工夫，浙江许多老板们从“要招多少人就招多少人”到“想招人都招不到”的地步。这种变化，有的老板毫无防备，有的早已察觉，还有的处变不惊。

　　春节前夕，记者走访多家企业，他们或多或少经历过“招工难”或者正在经历“招工难”。不妨听听他们的声音。

　　四季青服装摊主：节后回来的，我都要

　　“用工荒”的问题已经困扰杭州四季青市场小老板王爱武很久了。王爱武在四季青市场有摊位，自己也有加工厂。按常理，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在同行中应该很具竞争力。但事实上，2010年，他的加工厂产量，还不及2009年的一半。

　　加工厂有100个工位，但现在只有五十个工人在干活。“估计节后能回来三四十个工人就不错了。”王爱武告诉记者，只要有工人回厂，他“照单全收”。2010年8月，这行的加工费涨幅达到“史上最高”，一件衣服的加工费从25元飙升到45元。也就是说，光一件衣服工人就能多赚20元钱。“那段时间，工人们都‘疯’了，没日没夜的干，差不多把全年的钱都挣到了。”王爱武认为这是今年工人们早早回家的一个重要原因，辛苦钱赚够了，该回家享受下生活了。

　　王爱武对年后招工形势比较悲观。“厂子里以安徽工人居多，现在安徽工厂也多了，生活成本也低，越来越多的工人不愿出来了。”节后主要是加工春装，但从目前的形势看，杭州生意冷清，“打工者最清楚哪里有活干，说不定春节后他们就换一个地方干，也许就去了广东。”

　　义乌针织老板：只要留下来，什么都好说

　　身处义乌，年后“抢工”的竞争更为激烈。王其亮干“招工”这行已经十多年，现在的职务是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公司的行政经理。公司里上千号打工者的“去留问题”，一直让他焦虑异常。经历了去年下半年的“用工荒”，公司决定今年再次升级春节期间的员工待遇，“全省范围内不敢说，但在义乌，我们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为了留住外来员工，春节后，凡是按时到岗的员工，到年底将享受13个月的工资待遇，“这在义乌是首创”，不仅如此，来回车费全报销、260元/人的补贴、开工红包……王其亮告诉记者，今天是员工放假的日子，20天后，这些措施的成效如何即能见分晓。

　　20天，在许多人眼里轻轻松松就打发的日子，王其亮却要扳着手指数。“去年春节后回厂的大概占到60%，今年可能会有80%的员工回来。”但这个数他心里没底，这一行挖人厉害，“这家跳到那家做，是常事。厂里刚培养出一批熟练工，第二天就有可能被人挖走。”去年年初，他曾亲自赶到云贵川，和当地的职业技术学校签订劳动力协议。“签协议、建基地的效果还是实打实的，去年就带了百来号人回厂。”谈起绍兴一家企业亲自赶赴外地招人却两手空空时，王其亮道出了门道：“我们的动作快，早在2009年就做了市场调研，劳动力市场其实门道多得很，不是外人想的那么简单。”

　　针对80后、90后新生代打工者，晚上不加班，或者少加班，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什么都能想办法，但是气候、居住环境和政府配套设施，这些都不是企业能做的。”王其亮愁的是，明年公司要扩大规模，再建3个分厂，这上千号员工，现在还没个着落。

　　杭州广告公司老板：加薪，再加薪

　　王奇坐在办公室里，这是一幢由废弃厂房改装而成的类似LOFT结构的办公楼。从他创办大可传媒至今，已有10个年头，2009年初，他招了20几位年轻人，租下了这里。

　　公司里多数是外地年轻人，二十出头的年龄。大部分人刚出了高职技校就到了王奇的公司。“2009年，员工流动性很大，一方面，是因为工作难上手，但更主要的一方面，是他们刚出校门，社会现实与他们期待的严重脱节。”经历了数轮“招兵买马”，王奇总结出自己的一个经验：用工的“硬伤”就是工资低，他立刻提高了员工工资标准。

　　记者随机访问了公司的几名员工，他们称工资是3千左右。“年终奖还会发两至三个月工资，只要企业效益好，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加薪并不难。不要说加20%，加50%我都愿意。”王奇翘着腿，靠在椅背上说。年后能回来的员工，他相信在90%以上。

　　采访结束，已近午餐时间。记者拦住一位匆匆出门的女职员，问，“年后还会回来做吗？”她羞涩地笑笑，随即说道，“应该会回来吧，喜欢杭州这座城市，每次过年回家，家里人都很羡慕我在杭州打工。”

　　但愿，浙江是一处“民工候鸟”的眷恋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