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他乡，好吗

　　本报杭州1月25日讯

　　记者 张丹丹 

　　临近晚上9点，火车站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紧张繁忙的春运已经进入第七天，不过在返乡农民工兄弟的脸上，多数是轻松与愉悦的神情。在开行的临时列车199，记者行走在各车厢间，询问在浙江打工民工一年的收获。

　　这趟绿皮车走走停停，速度不快。尽管车厢里挤满了人，连下脚的地方都难找，但依然充满了暖人的欢声笑语。他们或互相询问带回家的年货，或打探更好的打工机会，或闲聊着时下热门话题。

　　刚出来打工的后生仔、已经干了十几年的中年人、带着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的妈妈……这一年，他们收获的，远不止人民币。

　　“90后”宋伟：“我爱都市”

　　1992年出生的宋伟，来到杭州打工才8个多月，但他的打扮已经十分摩登。染成明黄色的头发、大红色的羽绒服、白色的帆布鞋……只是，黝黑的皮肤、粗糙的双手和羞涩的眼神，仍然有农民兄弟特有的味道。

　　出来打工前，他从来没有玩过电脑游戏，没有用过洗衣机，没有穿过超过50元的衣服。现在，他在一家理发店当学徒，白天用洗衣机洗毛巾、用饮水机喝水、用微波炉热饭，晚上上网吧玩游戏、逛夜市、偶尔去电玩城看别人打电动。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

　　尽管现在，刨去吃饭住宿费用，他一个月攒不了什么钱，8个月下来只存了2000块钱，但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宋伟告诉记者，他的师父也很年轻，才比他大四岁，一个月就有3000多块钱的收入了。他打算多吃些苦，学好技能，过两年拿到与师父差不多的收入。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专业理发师，赚了钱，然后把妈妈接到杭州来生活。”与同车老乡们随身携带的大包裹、大麻袋相比，宋伟的行李很少，只有一只中号的行李袋，装着一条崭新的电热毯和一包舟山海鲜，都是买给妈妈的年货。宋伟家里只有妈妈一个亲人，住在湖南通道县的一个苗族村。

　　“80后”黄坤廷：“多门手艺”

　　别看黄坤廷只有24岁，他已经有一个14个月大的儿子了，但留在老家由父母照顾。他与妻子千辛万苦买到返乡的票，只为多看儿子一眼。

　　黄坤廷是贵州遵义人，出来打工已有3年，刚到慈溪的第一份工作是装卸工。尽管卖的是力气，一个月也能赚到1800元，这笔钱，相当于老家父母半年的收入。

　　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2010年上半年，黄坤廷终于下了决心，自费报名参加了一个机械自动化的培训班。尽管他还需要供养弟弟读书、赚儿子的奶粉钱，尽管这个培训班花光了他前两年打工的积蓄，但毕竟，他拿到了人生第一份专业技能培训的证书。

　　2010年下半年，就是凭着这本不起眼的证书，他找到了一份机械操作的工作，尽管也是在一家小企业打工，但每个月能拿到3200元的薪水。他感慨地告诉记者，“有了技术，老板的态度就不一样，有时候要赶单子，需要加班，老板一般都会请我们技术工吃宵夜，那些包装工、装卸工，哪有这样的待遇。”

　　尝到了有手艺的甜头，他今年打算再学点东西，机械维修也好，机械控制也好，反正就是要多学技能。他告诉记者，厂里有个工程师，也是靠自学成才，除了十万的年薪，还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保障。“我希望我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人。”

　　“60后”何明杨：“儿子骄傲”

　　43岁的何明杨显得有些闷。尽管他已外出打工多年，但按他的说法，“存钱越来越难，收获越来越少”。

　　何明杨现在在慈溪市一家名为海晏的电器厂上班。尽管物价在涨，但他的薪水涨幅，实在有限。

　　这与他一直以来从事体力活有关。从2003年出来打工，何明杨一直都做没有技术的体力活。每当他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年龄成为他被拒绝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尽管慈溪一些知名企业的薪资今年有了明显的涨幅，但显然，像何明杨这样的中年务工者，已经无法和年轻人竞争。他告诉记者，一直以来，他只能在一些连名字都没有的小作坊上班。每月除了拿到手的2000元现钱，没有任何生活保障。

　　为了让儿子能够有更好的读书环境，何明杨带着妻儿一起来到慈溪。但今年过年，他只身一人回老家，除了春运的麻烦，他更考虑到经济条件的限制。“两个人来回四张票，还得倒腾汽车，就算坐绿皮车，回家一趟也得花上六百多块钱。费钱！”在他的生活里，六百元已经够一家三口一个月的日常开销了。

　　“像我们这个年纪出来打工，还能有什么指望？趁着还有力气，多干几年，供儿子读上大学，算是最大的收获了。”说起儿子的成绩，何明杨沉闷的脸色终于有了一丝笑意，“老师打过电话给我，说他成绩不错，考个本科应该没问题。”在刚过去的两个多小时闲聊中，这是他第一次露出轻松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