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

　　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使得对于它总是出现一些新说法，这些说法往往似是而非。关于中国经济有三个伪命题。

　　一是输入性通胀。

　　有些观察者很愿意将中国通胀的责任都推到美国头上，喜欢讲“输入性通胀”。经济学有个概念叫“镜像互补”，全球经济作为一个开放经济，整体是平衡的。如美国失衡，外部就必然得有一个经济体也失衡，并与之弥补，才能长时间运转。美国印钱，必须有外部世界接受，信用规模才可能膨胀。

　　中国经济加大刺激，不减速，是当前美国经济决策者最乐见的。因为这拓展了美国量化宽松的空间。那种鼓励中国放水冲沙，与美国大打货币战的建议是不可取的。

　　第二个伪命题是关于汇率绑架利率（加息引致“热钱”）。

　　“加息引致‘热钱’和升值压力”是个习惯性的认识误区。真实经济的逻辑是这样的：人民币内在升值压力来自于经济超速增长，进来的钱是博泡沫和价差的，而非息差，如果国内坚定减速，抑制资产泡沫，跨境资本流入的压力会减少，升值压力会减轻。市场投资者也是这样理解的。

　　过往几年的经验数据表明，当国内宏观调控加码，内需被抑制（进口减速）时，跨境资本流向将出现逆转，钱开始减少进入国内，甚至流出境外。这是市场投资者的选择。与内在经济的逻辑相一致。

　　第三个伪命题是关于经济减速对于就业的冲击。

　　中国经济减速的冲击和央行紧缩政策的冲击被严重夸大了，经济减速造成就业压力并不构成直接关系。

　　中国经济要“保八”的理由一直是就业，特别是2000余万农民工的就业，关系到社会稳定。理论上讲，一个经济体实体化越高，抗冲击的弹性越大。中国是一个有强大制造部门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弹性在主要经济体中应该属最高之列。这正说明上世纪90年代的韩国为什么在流动性危机的冲击后迅速复苏，而今天的希腊却不能。随着流动性退潮，商品价格的下跌，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是变强的，成本下降对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有利的，对于就业是正向的。而不是被成本逼迫着用机器替代人工和转移工厂，甚至干脆离开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减速的成本是资产部门（银行、地产和地方政府）来承担，而不是中国劳工。

　　2011年中国经济政策定位于“积极稳健审慎灵活”，这是关于处理“保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宏观目标的关系的政策原则，基本可以解读为宏观决策层不太会采取全局性紧缩的调控来应对当前日益严重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希望需求管理和供给疗法搭配，通过发展和改革来解决各种棘手问题，如结构失衡、泡沫和通胀。

　　中国决策者希望在不逆转货币条件的情况下，加快供给层面的改革（官方的说法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此，积极财政政策成为重要的给力点。通过在民生方向扩张供给，来消除家庭的不安全感，提升他们的实际支付能力和收入，提高消费能力；通过减税和减费（特别是减少企业上交的社保费用），推动私人部门和民营经济发展，扩大就业；通过对中低收入者发放生活补贴，来增强其忍耐通胀的能力。

　　这些政策无疑会取得一些效果。笔者担忧的是，通胀和泡沫条件下，结构性改革是否能够有效地推进。通胀和泡沫都是逆国民收入分配的效果，如果不首先将其压下去，会损害结构性改革的效果，甚至不得不停滞改革的进程。

　　根据经典的周期理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是必经的四个过程，经济要走出危机，必须出现熊彼特式“破坏性创造”，它来自对既有资源配置结构的根本性调整，从而产生出新的经济模式和财富创造方式。

　　萧条和阵痛其实是经济实施自我疗伤的必然过程，萧条和阵痛后，未来的繁荣才会更健康。

　　当凯恩斯经济学派将“熨平经济波动”上升至政府职责之时，经济规律也被人为扭曲，于是，萧条不常出现，取而代之的却是衰退结束得更快，但复苏却不得不延后。

　　这正是笃信市场经济研究者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