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来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描述成弱势群体。我们要问的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以致连社会的一些强势群体也形成了弱势感？如果连强势群体都有这种弱势感，真正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出路在哪儿呢？

　　“相对弱势群体”为何形成

　　要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区分两种弱势群体概念：绝对弱势群体与相对弱势群体。所谓绝对弱势群体，主要指的是经济上比较贫困、生活上比较困难的这类群体。很显然，与这种绝对弱势地位相关联的弱势感只是限定在底层的群体与阶层。但那种连强势群体都具有的弱势感，显然不是来源于绝对弱势地位，而是来源于相对弱势地位。

　　所谓相对弱势群体，指的是在不对称权力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如：老年群体、儿童群体、学生群体、雇员群体、残疾人群体、失业群体、农民工群体、妇女群体、消费者群体，等等。在这里，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指的是相对于一个与之结成权力关系中的对应方而言的权力弱势地位。老年群体与中青年群体，儿童群体与成人群体，学生群体与教师群体，雇员群体与老板群体，残疾人群体与正常人群体，失业群体与就业群体，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妇女群体与男人群体，消费者群体与生产者群体，等等，均结成不对称权力关系，并处于权力关系中的弱势方。由于前者在权力关系中的不利境况，使其权利容易遭受后者的伤害或侵蚀。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文明社会，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往往会建立一种社会机制来保护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免受伤害。

　　权利弱化现象比较突出

　　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多重角色，归属于不同的角色群体。例如，我们是公务员，但同时也是丈夫或妻子，而且还是消费者，有时又是病人，等等。这种多重角色决定了我们同时与不同的群体结成不同的权力关系：我们与用人单位结成了雇佣关系、与妻子或丈夫结成夫妻关系、与生产经营者结成买卖关系、与医生结成医患关系，等等。尽管不排除有些人在所有这些权力关系中都处于强势地位，事实上，就大部分人而言，我们往往是在特定类型的权力关系中处于强势，而在其他类型的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因此，任何人的强势都是有限的，都是限定在特定范围内的。在个人的强势范围之外，面对更强大的外力，即便是强势群体的成员，也显得很渺小、很无助、很无奈。

　　连强势群体都产生了弱势感，其他群体就更不用说了。这恰恰说明，目前社会权利弱化的问题已经比较突出。不但绝对弱势群体的权利在弱化，而且强势群体也在特定情境下变成了相对弱势群体，他们在特定领域变成强势群体的同时，也在其他领域经受着权利贫困之苦。差别在于，强势群体可以借助强化其特定领域的强势地位来弥补在其他领域的权利贫困状况，而绝对弱势群体在面对同样的状况时却无能为力。

　　权利缺失，谁都没有安全感

　　改革开放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过程，而且也是公民权利的恢复与改进的过程。然而，现实情况是，与国民财富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状况相比，公民权利的增长情况显得比较逊色。毋庸置疑，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居民自由多了，某些方面的权利也在增长，但与财富增长相比，公民的权利增长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由于在与权力部门和与资本所结成的关系中，居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为了保护居民的权利不受侵蚀，有必要对权力部门与资本进行恰当的约束。否则，必然导致资源和利益向少数强势群体集中，必然导致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甚至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数据显示，在中国的现实利益格局中，强势群体的确获取了过多的利益。这种利益的获取，源于对权力部门或资本的约束过小。对于约束弱化的权力部门与资本来说，利益的获取常常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权利为代价的。而在一个个体权利弱化的社会中，没有人会是真正的赢家。

　　道理很简单，弱势群体在无助与无望的情况下，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泄愤，个别人甚至采取极端手段来报复。这反过来构成对强势群体的潜在威胁。于是，在弱势群体不满的同时，强势群体也不满——他们缺乏安全感，中产阶层也缺乏安全感。近年来出现的移民现象，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缺乏安全感的体现。可以说，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没有人的权利是完备的。

　　不难看出，尊重每个个人的权利，就是潜在地尊重我们自己的权利。反过来，伤害他人的权利，其结果是潜在地伤害我们自己的权利。因此，个人权利是一种平等、普遍的权利。要避免社会走向相互伤害，就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对个体权利的普遍尊重和保护。

　　(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