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北京连续举行了几场纪录片的颁奖活动。

　　浙江卫视的国家一级导演许继锋作为《浙江文化地理》的总导演，获得中国电视家协会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颁发的优秀纪录片个人奖，浙江电视台国际频道的朱戈莎以一部5分钟的短片《反射》，摘得最佳创意奖。浙江卫视高级编辑夏燕平凭借《西湖》，获得全国优秀文化节目推荐表彰奖……

　　回转身来会发现，即使电视传播周遭环境一片喧嚣，浙江人对于采用纪录片讲述历史、记载文明的人文情怀和价值追求却从未停止，而且经年累月坚持，于这方积淀丰厚的水土之上确立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鲜明风格。

　　视野进一步放大，有几个事件值得关注。

　　新年第一天，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纪录片频道CCTV—9正式开播。在此之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与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合并，中国教育电视台和上海纪实频道先后成立传媒公司。

　　将这一系列相关事件串联起来加以审视，一个有力的信号逐渐明晰——中国纪录片的春天来了。

　　或许，提“浙派纪录片”为时尚早，但不妨拥有一些美好的愿景，去畅想浙江纪录片更广阔辽远的未来。

　　许继锋：纪录片创作生态正在形成

　　记者：稍加观察就会发现，浙江的纪录片和别人的不太一样。

　　许继锋：从叙事方式来说，浙江纪录片与别的地方相比截然不同。像《西湖》，文本就是美文，可以带给观众很好的文化体验；有访问式的，比如《中国大使》，带着个人的视角和思考；有揭秘式的，像《浙江文化地理》，之前的《风雅钱塘》已经有过实验，这次是大体量系统化的运用。但每一种叙事方式都以人物和故事为核心，画面讲究，文字优美，电视语态具有江南文化的特殊美感。

　　记者：这一特色的形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

　　许继锋：过去纪录片生产基本上是在体制内由播出机构所完成的，电视台自己拍摄自己播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浙江卫视有3个团队在做纪录片，大家的创作理念各不相同，但是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整体氛围，产量、口碑、奖项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因此浙江卫视也被称为“人文台”。当然，在这之前，还有刘郎的很多经典作品，那种极具美感的电视文本的纯粹表现，在业界享有极高地位。不同的是，在进入栏目化生产之后，考虑到制作和传播的需求，纪录片在选题和叙述语态上更强调当下，注重与现实的关联，并开始探讨忙碌困惑背后的精神思考。

　　记者：在目前的传播语境下，如何保证纪录片不被边缘化？

　　许继锋：我知道你的意思。其实，纪录片制作一直在浙江卫视拥有很重要的位置，不仅是栏目化的《江南传奇》这样的人文节目口碑很好，近几年，一些工程性的创作安排多了起来，投入的精力、财力也是以前无法比拟的，成果也比前几年更加突出。比如《百年越剧》、《中国大使》、《西湖》、《浙江文化地理》，号称浙江卫视纪录片的“四大工程”。

　　事实上，浙江的纪录片血统一直在强劲延续，而且年轻团队的成长更是令人欣喜，王欣、杨铭、朱挺、葛临镫等年轻编导已成为纪录片重大项目的主要创作者。另外还有像金华青这样的类似独立制作人模式下的创作活动，他们在国际上拿了很多奖，相比以前的大片体制，这种生产模式更值得崇尚，低成本小团队运作，深一度大人生思考，创作上灵活自由。

　　记者：网络时代的到来会给纪录片生产带来哪些影响？

　　许继锋：过去都是按照播出方式规范创作。受到教育背景、传播环境和播出平台气质的影响，我们的纪录片都带有叙述上的相近印记。而现在网络传播为纪录片提供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播出平台，年轻人的教育背景更为丰富，思维方式也不尽一样，当然与机构播出的要求更不会完全契合，这必然带来创作上的差异。他们更关注民生，更关注人类生存的背景，超脱了很多现实的焦虑，这才是正常的纪录片创作的生态。

　　而且，高校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创作基地，老师所带领的创作团队具有更为纯粹的创作动机，像浙江大学有胡志毅，浙江理工大学有李杭育，浙江传媒学院有张光照，他们精心培养的学生军团活力充沛，这批大学生未来有可能只有一小部分可以进入纪录片创作领域，但他们可能会改变整个浙江纪录片团队的生态面貌。

　　记者：如此说来，纪录片创作的多元化是大势所趋？

　　许继锋：在国外，80%的纪录片是社会化生产。中国这几年已经朝这个方向发展，我觉得更为合理的格局是允许几种不同的生产模式共同存在，毕竟现在纪录片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多元化生存是肯定的，在这个转型演变的过程中，我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靠作品积累影响力，逐渐形成浙江的纪录片独特的叙述风格。

　　夏燕平：乐于把收获传递给别人

　　记者：现在可以回忆了，创作《西湖》的过程是怎样的感受？

　　夏燕平：《西湖》做了3年多，时间跨度很大，制作过程中已经没有优美甜蜜可言。尤其到了中后期，每个编导都有疲倦感，很长时间精力集中于一件事情，又没有成果出来，人会感到烦躁不安。所以，做纪录片需要耐得住寂寞。

　　记者：但是去年播出后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对你们应该是很大的慰藉。

　　夏燕平：播出以后，我第一时间就得到了反馈，几年来的寂寞和疲惫顿时灰飞烟灭。第二天甚至有观众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我的手机号码，打来电话讲述他们的感动。我立马产生自责感，观众评价越高，我就越自责，后悔当时有些地方的处理没有再耐心一点，没有再细致一点。

　　记者：比如说有哪些？

　　夏燕平：首先从内容来讲，有关西湖的很多内容没有写到，本来可以更充实更完美，还有对一些人和事物新的认识和理解也没有表达出来。比如，我们提到了岳飞和于谦，但没有把他们揉合起来说，在这样一个柔软优美的西子湖畔，却产生了一种阳刚壮美的文化，说明了杭州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和大度。

　　还有在前期筹备时无意中遗落了一些好的点睛素材，叙述时觉得写得还不错，后来才发现这个问题。比如黄宾虹离开北京来杭州前，徐悲鸿极力挽留，他笑了笑说：“你能给我造个西湖吗？”黄宾虹说的不只是一个湖啊，而是一种深厚的文化。800年前，中国的文化中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即使后来有形的城市在变换，但内在品质还是南方的。中国人的隐忍、含蓄、包容、和合，都是800年前在杭州开始建立的，这多么值得我们骄傲，但这一点杭州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记者：制作一部纪录片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夏燕平：做《西湖》之前，我们觉得没什么可拍的，真正去考察西湖，发现并非那么简单。这个片子不是一般的风光片，而是想告诉大家，杭州这段历史是中国文明重要的一脉。做纪录片对个人修养是一种极大的丰富，寂寞之后会有收获，所以我乐于做纪录片，自己愉悦的同时，把收获传递给别人，这是一种莫大的乐趣。

　　记者：接下来还会做这座城市的文化选题吗？

　　夏燕平：做《西湖》时我读了大量的史料，对南宋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下一部打算做《南宋》，告诉观众一个真实的南宋，事实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腐朽落后。现在正在写文字稿，非常艰难，很多难以用画面表现。娱乐至上的时代，更需要我们坚守这块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