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萌 

　　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我们的生活状态和环境，有着许多变化和改进，可是我认为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这思想观念的变化，又同国家的开放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方在三十年前，跟生活必需品一样，精神“食粮”也有票证，这就是那时的“参考”文化。

　　如现在司空见惯的《参考消息》，在三十年前的中国，那是需有相当级别的人方能读到的。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参考消息》，是在20世纪5 0年代。我初到中央国家机关当公务员时，有次因公事去找主管司长，敲门走进她的办公室，见她正在伏案读报，见我这个一般干部，就立刻把几份报纸推在一旁，却把其中一份《参考消息》拉开抽屉藏起来，弄得我既尴尬又觉得神秘。回到办公室跟一位年长同事说起此事，他告诉我：“《参考消息》是有级别限制的报纸，像咱们这级干部不能看，你新到机关不明白，以后即使见到也不要动。”这位同事还告诉我说，同样是《参考消息》，还有大小两种的区别，大“参考”跟《人民日报》一样大，那得部级干部才能看。

　　报纸有《参考消息》，严格限制阅读范围，那么图书呢？那时也有“参考”图书，只是不叫“参考图书”，而是叫“内部发行”图书。这“内部发行”的图书，得开证明或凭购书证，到指定的书店去购买。有的“内部发行”图书，一般文化干部也可以买，那就要看你跟书店的关系了。我在内蒙古工作的时候，曾任《乌兰察布日报》文艺编辑，新华书店是我负责联系的单位，跟书店上下很熟，这样我就有了“特权”。只要“内部发行”图书一来，书店的朋友告诉我信息，我就立刻跑到书店去买。有时买来自己阅读，有时给朋友或同事买，很让我“吃香”了几年。这些所谓“内部发行”的图书，在今天看来, 其实内容都很平常，比如我现在书架上摆的《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人·岁月·生活》《飘》等，都是我那时从内部选购来的，其中伊里亚·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一书，还在书上特意标明“内部发行”。 

　　记得刚改革开放时，我已经调到《工人日报》当编辑。当时只身一人在北京，只要有时间，就去逛大小书店。有天走到王府井八面槽，见到一家“内部发行”书店，凭我的《记者证》进去，挑选了好多本中外文学图书。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些“参考”书报呢？以我现在的认识，我以为，《参考消息》上有些政治性很强的信息，当做“内部参考”限制一定范围还有点道理。让我始终不明白的是，像《飘》《约翰·克里斯托夫》《呼啸的山庄》《复活》《罗亭》《死魂灵》等这些文学书，那时也要控制“内部发行”，其真正的原因何在，就实在有点让人费解了。想必是跟作家所在国家，如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或者图书内容，如资产阶级生活、旧俄风情，这些当时不能容的东西有关吧。　　

　　在没有电视或光盘的年代，电影是唯一的银屏艺术形式。当时，电影片跟图书一样，也有正常和“参考”两种。正常片子可以公开售票放映，“参考”片子得由单位组织去观看。文化大革命时期，允许公映的电影，只有很少几部，如《战上海》《地道战》《南征北战》等，其余的都被当做“毒草”封存起来。后来出于斗争的需要，要发动全民批判“毒草”，就在电影院放映一些，由单位组织职工观看，如《逆风千里》《早春二月》《塞上风云》《兵临城下》《洪湖赤卫队》等，都是那时的“毒草”片。而这些所谓的“毒草”片，有的人过去并未看过，更不知道“毒”在何处，完全是抱着好奇心理观看，并不能起到消“毒”作用，反而扩大了 “毒草” 的影响，很有点政治讽刺的意味。

　　时光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所谓的国产“毒草”影片，这时陆陆续续地开始解禁，观众可以到影院随意观看。而那些国外的优秀电影片，此时还处于似开未开禁阶段，就用“内部参考”名义放映。所以，那时能看“内部”影片的单位，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很了不起；能够弄到“内部”电影票的人，就更让人高看一头。回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在意识形态单位工作的人，最“牛”的事情莫过于看“内部”电影，不要说是去中国电影资料馆看了，那是属于小范围的资料片，就是在影剧院或机关礼堂，大范围里放的“内部”电影，倘若你能看上也不是一般人。像当时的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或者是新闻单位、高等院校，只要搞什么大型的群众活动，准有“内部”放映的电影看，与会者不避酷暑严寒风雪无阻，从老远的地方急忙赶过来，更多的人就是奔这场“内部”电影。这些所谓的“参考”片或“内部”片，到底都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其实，除了极少数具有政治倾向性的纪录片，大多数的故事影片的内容，并没有什么问题或伤害身心的，只是因为是欧美国家拍摄的，在当时就被禁止公开放映了。比如《翠堤春晓》《魂断蓝桥》《简·爱》《基都山恩仇记》《巴黎圣母院》等影片，我就是在那时借“参考”之光，比别人早看且多看了几遍。

　　有些被认为有问题的摄影和绘画，那时也是在“内部”搞小型展览，由单位组织职工集体参观。不过这类展览不能随便看看了事，回去得开批判会或座谈会，让大家进行批判或谈观后感。比如“四人帮”统治文化界时，我就曾从内蒙古到北京美术馆，看过一次所谓的“黑画展览”。其中印象最深刻的画作，就是黄永玉先生画的“猫头鹰”。据画展“前言”介绍，此画“黑”就“黑”在“猫头鹰”眼睛上。画家画的“猫头鹰”，睛睛睁一只闭一只，批判者解读其用意“是对当时社会表示不满，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地看。”可是更多的观赏者，好像并无如此高的 “政治觉悟”，只能随着诱导者解读的话，跟着一起随声附和地进行批判。

　　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宽松，文化艺术和出版业的兴旺，大众的“参考”年代也就结束了。现在，不仅书店、电影院多了，就连书摊、书报亭都散布街头，广大的读者和观众，完全进入一个自由观赏的年代。电视机和音响的普及，给普通人家带来欢乐；图书出版业的快速发展，更让爱读书的人及时读到新书，像历届诺贝尔奖获奖作家的作品，几乎都是第一时间送到我国读者手中。至于绘画和摄影等艺术门类，现在已经形成流派和产业，画家们在某个地方扎堆儿创作。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几乎都有艺术区或艺术街道，展现当地的文化艺术和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