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名前往龙泉，因为两个理由。

　　第二届全国陶瓷艺术大师评审活动近日揭晓，浙江省占据7席，龙泉市有陈石玄根、徐定昌、陈爱明、卢伟孙、陈显林等5位青瓷大师跻身其中。

　　其后，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作品捐赠仪式在新落成的龙泉市青瓷博物馆举行，陈爱明等5位新晋全国陶瓷艺术大师捐赠了自己最得意的青瓷作品。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球陶瓷界首张“非遗”名片整整一年了。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让龙泉人，让青瓷艺术家们都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对传统技法的承扬再生。

　　为此，我们对话新晋大师陈爱民、卢伟孙，体味有关青瓷传承的那一点“新”与“旧”。

　　卢伟孙：瓷是灵魂唱出的诗

　　记者：您的作品似乎含有一种艺术的张力，糅合了现代艺术“抽象”、“表现”的美学特性，请谈谈您的创作经历。

　　卢伟孙： 1992年我研修于中国美术学院陶艺系，当时我在龙泉青瓷研究所工作刚满10年。从小山城出来的我，初次受到现代艺术的熏陶，提高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审美情趣，并有幸与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合作交流，受益匪浅。

　　从杭州回来后，再看亲近了30年的山水，竟有了不一样的心境，那是一种由现代文明对自然景观的回望。我开始思考如何将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将生命的奔放与律动融入作品中，对自然界的因素产生了更为丰富的联想。于是那些关于山川河流、风雨云雾、风霜雨雪的记忆片段，通过《春的雨丝》、《夏的记忆》、《秋的印迹》、《冬的思绪》等作品被表现出来。 

　　记者：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您探索了哥、弟窑绞胎工艺结合的独特艺术风格。

　　卢伟孙：当时我常常独自在瓯江边坐看云卷云舒，我试图将自然之美和陶瓷之美融合在一起，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在青瓷烧制中，要实现对这种飘逸的自然景观的抽象表达，对于制作者是极大的挑战。不同色泽的搭配，考验了对泥料和釉料配方及烧制技术的把握。我尝试采用轱辘车拉坯的祖传工艺成型，用两色和多色的瓷泥控制绞胎纹线来营造出抒情画意，催人联想。这是一种新的诗意的表达，突破了上千年来业界“哥、弟不可同窑烧制”的工艺禁区。

　　记者：您的作品中有固定的语境或表现主题吗？

　　卢伟孙：艺术与生活密不可分。我希望能表现出对生命、对自然乃至对心灵历程达观的见解，将意识到的生活印记和感怀浓缩于作品中。如果要说一脉相承的主题，那就是对童年的回忆。

　　小时候我在龙泉的溪边长大，那走了无数遍的老街，金黄色的油菜花，只要闭上眼睛就清晰如昨。我的一件鱼纹大洗《清》的创作灵感就来源于儿时对自然山水的回忆，以鹅卵石为铺垫，游动的水和鱼点缀其间，活灵活现，表达的是“山青青，水清清，鱼翔浅底游悠悠”的美好情景。

　　年轻时我还学过一段时间山水画，因此在制瓷过程中也会不自觉地用到泼墨的技巧，这些都是对儿时记忆自然的流露和描述，是深入骨髓的印记。

　　记者：您的作品自成一派，被评价为“有着‘中国式’田园抒情特色”，近年来您的作品也成为业界争相模仿的对象，对此您介意吗？

　　卢伟孙：真正的艺术和灵感的突现毕竟是少数，我不排斥跟风和模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自我创作的起点。但我不赞成一味的抄袭，毕竟艺术家并非工匠，总还是需要一些精气神的。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感动和怀想，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对艺术语言的执着探索。那些缺乏创新精神的机械化劳动，甚至恶性竞争，是对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希望每一位制瓷人都能潜心创作，不要辜负青瓷高洁的品格。

　　记者：我们知道，南宋末期至元初的龙泉陶工早已把青瓷的制作水平推向臻至完美、难以超越的高度，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家应如何继承这项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永葆其不失魅力呢？

　　卢伟孙：对传统的继承并不只是形式上的，对于陶艺家，应该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尽管每位艺术家都有其艺术个性，不断求新、求变，但传统陶瓷艺术的精神永远是主线，是发展的最终要义，那就是淡泊、平和、含蓄。

　　与其他绚丽夺目、以多彩见长的艺术品不同，青瓷的神韵在于“静”，它独立成景，意味深远，格外经得起推敲，让人回味流长。我们要做的，是将青瓷与生俱来的气质更好地融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不是为变而变。

　　在我看来，任何一件青瓷作品，无论它多么现代、多么流光溢彩，总要有个看不见的“小铅锥”荡在下面，让它能够回到“瓷宗”，回归人的内心——也就是表达出观赏者可以产生共鸣的某些东西，而不是轻浮得完全脱离任何生活经验和心灵体验。源自于传统，又要超越传统；继承传统，却又要扬弃传统。这种略显矛盾的创新之路，正是人类在繁衍中生命力永续、生命之树常青的力量所在。

　　陈爱民：青瓷复兴 幸甚！

　　记者：众所周知，瓷器是中国的代名词。在中国历史悠久的众多著名窑系、窑场中，龙泉青瓷是如何脱颖而出，获得世界青睐的？

　　陈爱民：龙泉青瓷申遗成功，确实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但对我们龙泉青瓷手艺人来说是合乎情理之中的。1996年，龙泉被命名为“中国青瓷之乡”，申遗的准备工作随之铺开。一路走来，市委市政府为了打造这张“金名片”，可谓倾尽了全力，我们通过在本地举办的节庆活动，与来自全国五大名窑的大师们进行接触交流，也把展览办到了北京、上海、沈阳等地，扩大了龙泉青瓷的影响力。

　　青瓷烧制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艺术。

　　龙泉窑的瓷土、釉料，用的都是产自本地的原材料，不添加化工原料。来过龙泉的人会发现，釉的颜色就是龙泉山水的本色。这种土生土长的“纯天然”，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文化特性，又与如今繁杂浮躁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返璞归真、归园田居的观念相契合。

　　青瓷文化的形成发展，经过千年历史积淀，早已离不开本土民众生活的地域，也必然带有地方文化的鲜明特色。

　　虽然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的制瓷业几近颓废，但龙泉青瓷文化却一直在民间传承，这也是龙泉青瓷技艺能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龙泉青瓷，少了一些官窑瓷笔笔入扣的规范化操作痕迹，却多了一些自在、单纯的清丽之美。在宝溪，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制作瓷器的龙窑、作坊等，规模庞大，这些都是当年传承历史的见证。

　　记者：入选“非遗”，手捧这张金色名片，接下来的路龙泉人应该怎么走？龙泉青瓷业靠低投入、产量小、手工生产的艺术瓷起步，发展至今，是继续走艺术之路，还是融入市场，进行民间瓷的规模生产呢？

　　陈爱民：孤芳自赏并不是青瓷的本质。曾经龙泉青瓷的产量很小，对一般的老百姓而言有一种神秘感，进得了“厅堂”，却入不了“厨房”。然而艺术发轫于生活，自然不能脱离生活。一味发展曲高和寡的艺术瓷、观赏瓷，这种本末倒置最终将导致一个地方陶瓷品种的凋敝，与生活密切结合的实用性器皿创作不可放弃。

　　如今我们制作青瓷不仅使用机械操作，还采用了液化气窑，温差小，成功率高，仅去年一年龙泉新增大小窑炉100多座。在最近的一些瓷器比赛中，日用瓷和包装瓷评比已单独设奖，目的正是鼓励青瓷走产业化发展道路，要做大做强日用瓷和包装瓷。

　　申遗成功后，龙泉中等职业学校开设了青瓷技艺专业，免费招生；龙泉民办学校育才中学专门建立“龙泉青瓷艺术馆”，培养青瓷后备人才；目前在建的龙泉青瓷文化创意基地则是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的最大传承基地，整个工程预计投资10亿元。一举一动，显示的都是坚定传承发扬的决心与信心。

　　在上月举行的“第二届青瓷传承与创新作品评比”中，我看到了很多令人欣喜的作品。在年轻青瓷艺术家的身上，闪烁着跃动的思维，求新求变的改革力量。这些正是我们所欠缺的，也是青瓷传承中不可回避的那一丝震动与裂变。希望在明年的“青瓷技能比武大赛”上能看到更多更新的作品。

　　记者：结缘青瓷30年，对您而言，青瓷最大的魅力在于何处？

　　陈爱明：同一窑、同一人、同一块泥，也能烧出完全不同的瓷器来，这是青瓷最大的神秘。对创作者来说，青瓷的魅力正是来自于这种神秘感与不确定性，出窑之前，你永远不知道成品的模样。

　　等待的过程是漫长也是兴奋的，因为任何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件”。譬如我的一件作品《云之梦》，第二年用同一种烧制方式却再也达不到同样的效果——好的作品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往往是不可复制的。艺术创作没有定势，把心放开，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更投入地去生活、去发现、去想象，“神来之笔”和“意外之喜”才会来敲门。

　　我小时候，做陶瓷的人被称为“做碗的”，现如今我们的称谓是“工艺美术大师”，这体现了对民间工艺的尊重，也因着青瓷，我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待遇。

　　今年上海世博会，龙泉青瓷收到了上海世博局的邀请，入住世博中国馆贵宾厅，其中顶层贵宾厅、九州厅和休息厅摆设就有21件，成为中国馆贵宾厅内摆设数量最多最醒目的国宝级艺术品。5月，我们受邀入驻宝钢大舞台传习区瓷坊，表演拉坯、修胎、刻花等技艺，全面展示龙泉青瓷技艺。当时，来龙泉青瓷坊的游客络绎不绝，这是向世界宣传龙泉青瓷、弘扬龙泉青瓷文化的最好时刻。

　　几十年来，我几乎干过青瓷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工艺，从瓷土的粉碎、到釉料的配料，从上釉到装窑、烧窑，其中有很多工作都是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为此也落下了不少肩椎疾病。然而被“慧眼赏识”、被社会认同的幸福感足以超越一切辛苦和劳累。我最享受的是夜深人静独自工作的时刻，当修坯刀在半干的泥坯上飞快跳动，那节奏轻快的乐音丝丝入缝，是远古传来的山水清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