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涛依旧涌钱塘，见证春华秋实。踏遍青山人未老，重聚当年博士。十载沉浮，一朝展翅，同折蟾宫桂。今生注定，八千里路云月。河山锦绣中华，多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历尽劫波重崛起，正是冲锋时刻。喜仗东风，千帆竞发，愿后生可畏。天公抖擞，英才不拘一格。”

　　——李尚志博士在新中国首批18博士重聚时写的《念奴娇》

　　这是两张跨越了27个年头的相片。

　　一张记录的是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拍摄于1983年5月27日，相片的内容是新中国首批18位博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学位，由于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这张合影上只有17位博士。

　　另一张是新中国首批18博士的第一张“全家福”，拍摄于2010年11月13日，新中国首批18位博士重聚于杭州师范大学，这一次，18人济济一堂，在加拿大的徐功巧博士和在新加坡的白志东博士也专程回国参加了聚会。

　　相片的背后，是一个里程碑事件里的18位历史人物，划出的命运轨道。

　　踏遍青山人未老，

　　重聚当年博士

　　27年一倏忽间，再聚首时，曾经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已过花甲之年。

　　“除了激动，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18位博士重聚的发起人于秀源博士找出了27年前的合影，黑白的相片泛着历史的记忆。

　　1983年初夏，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博士在北京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接受了博士学位的授予。相片里的博士没有统一的博士服，有的人穿着西装，有的人穿着军便装，有的人穿着中山装……那时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博士”是什么，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没有定论。

　　“最后，国家规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不过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了200元的置装费，那时候，很多人的月工资还不到100元。”于秀源博士至今还珍藏着当时博士学位授予大会的请柬、入场券，还有学位授予大会后作为奖品的电影票，“要知道，那个时候看电影可是很时髦的文化享受。”

　　新中国首批博士获得博士学位时，18人中40岁以上的有9人，年纪最小的王建磐也有35岁了。

　　27年后，当这18位博士洋溢着幸福的微笑重聚杭州师范大学时，他们中最年长的已经72岁，最年轻的也有62岁，个个精神矍铄，看似夕阳正红。虽然很多人彼此间只曾有27年前合影时的那一次相逢，但天然的感应还是让他们在重逢的惊喜中叫出了对方的名字。

　　拍一张“全家福”，是他们藏在心里27年的愿望。当年的博士授予大会因为一人的缺席没有全聚。2003年，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20周年纪念时，在杭州师范大学工作的于秀源博士也发出过重聚倡议，打算当年5月27日在衢州聚会，但因为当年的“非典”没能实现。而且，当时由于没能联系到在加拿大的女博士徐功巧，即使重聚也并不是18人的完整聚会。

　　今年时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30周年，重聚的心愿终于如愿以偿。

　　相聚越是姗姗来迟，愈发显得传奇和珍贵。重聚后的18位博士忙着互赠相片、互写留言，翻阅厚厚的留言本，里面写得最多的是“缘”字。

　　惊涛依旧涌钱塘，见证春华秋实

　　相聚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王建磐是18位博士中“最年轻”的。1967年高中毕业后，他曾插队农村，当过中学民办教师和县剧团编剧。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只比恢复高考晚了半年，10年没摸书本的王建磐为了保险起见，利用深夜时间偷偷复习，同时参加了高考和研究生考试。没想到，1978年3月，在华南理工大学当了5个月本科生的王建磐，收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

　　博士于秀源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78年报考山东大学研究生时的情景：经过20多个小时的旅途颠簸，从杭州到达济南黄台车站已是凌晨两点多。他在灯光昏暗、苍蝇飞舞的候车室里踱步，想起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当时已36岁的他，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

　　回望18名博士的求学之路，充满了戏剧性：有“回炉研究生”、在职研究生，也有本科没读完就上研究生的。但这18位博士的学位称号，绝对是实打实的，不掺一点“水分”。

　　“我们18人都是普通人，只是在当时很困难的条件下都没有放弃学习。机会垂青于有准备的人，我们有幸成为了第一批博士。是历史把我们推到了特殊的位置。”当年博士学位证书编号“001”的马中骐博士祖籍杭州，在27年后的重聚中他骄傲地说：“我们享受了光荣，也承担了责任。我们一直记着自己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博士，要不负这个荣光。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做到了，我们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如今，这18位博士在国内国际上都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

　　重聚后的18位博士饮水不忘思源，他们多次提到了“感恩”。感谢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英明决策，促成了学位、学历制度的产生；感谢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颁布，使得我国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和评价学术水平有了与国际接轨的客观标准；感谢曾经亦师亦友、在生活及工作上都给予无微不至关怀的导师们，带领他们一头扎进了值得沉迷一生的学术世界……

　　在回忆当年的导师时，每一位博士都有一大箩筐话要讲。马中骐博士印象最深的是自己的导师胡宁一点架子都没有，在讨论时，学生可以直接反驳他，如果是他错了，胡宁就会说：“那好啊，不对，我就收回。”

　　博士张荫南当年读研究生时所在的是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那里聚集了苏步青、谷超豪、陈建功、夏道行等知名数学家，“复旦的传统是讨论式教学，师生共同研读论文，讨论数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分析还能做什么，我们的差距在哪里。”那种师生平等讨论的学术氛围让他记忆犹新。

　　18位首批博士都回忆说，当时的导师都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我们踩到了一个对的点，遇到了对的人，有幸用实践证明了中国也有能力培养高层次人才。”

　　1983年新中国的首批博士不过18人，到2009年，我国已经授予了33.5万人博士称号。

　　“博士学位制度在我们那时还是一棵幼苗，我们是第一批果子，不多，但可喜的是它现在长成了大树，结满了果子。”18位博士中唯一的女博士徐功巧这样打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我们可以贡献每个人微薄的力量去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开枝散叶。20多年间，足够一颗果树从幼苗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每年结出的果实也一定是硕果累累。”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首批博士，这种特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他们一直坚守着老一辈学者的育人传统，他们中的很多人，除了做好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工作，还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教书育人。

　　科研之余，张荫南教授遵循复旦大学名家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的传统，一直为一年级学生讲授《高等数学》。

　　18位博士中，李尚志是唯一获得国家级名师奖的人，他每个学期都会坚持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当年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有人问：“你有什么本事让教授去上基础课？”李教授的回答铿锵有力：“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

　　在这18位首批博士之前，我国培养博士主要靠外国。1980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确定了我国设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的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由此才有了1983年5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学位授予大会，才有了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博士。

　　如今，根据调查显示，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已经相继超过了韩国、印度、英国、日本、德国、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09年，全国在学博士生24.63万名；2010年，全国博士招生计划为6.2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