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臻

　　几经问询，在杭州河坊街附近的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里，找到了明兵部尚书于谦的故居。于谦生于杭州，求学于杭州，死后又葬于杭州，是个地地道道的杭州人。而他的故居放在杭州任何一条巷里，都是寻寻常常的不起眼的小墙门。如果不是祠堂巷素墙上的于谦生平介绍，真不敢相信这个墙门里走出了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那首脍炙人口的《石灰吟》诗很短，仅四句：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此诗是于谦17岁时在三茅观读书时所写，想不到年轻时的意气风发之言，日后竟成了他一生的真实写照，历史就是这样处处充满机缘巧合。

　　故居一进有井一口，一面靠墙，三面由石栏杆围住。当年于谦在这里汲水，井圈内壁绳痕还在。井边有一间十余平方米的起居室，于谦在这里起居，在井边洗漱后开始一天的晨读。主建筑“忠肃堂”，原是故居的厅堂，陈设简单，一眼望得到底，一如于谦清白的一生。589年前，杭州的秋天弥漫着郁郁的桂香，23岁的于谦带着家乡如画的风景和满身的桂香赴京，考取了进士，开始了从政生涯。他为官清正，勤政爱民，政绩斐然，而自己始终过着“食无兼味，衣无累帛”的生活，在当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官场，绝对是个“另类”。尽管此时的于谦已是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部长。

　　正统十四年，明英宗御驾亲征，八月大败于土木堡，50万大军死伤过半，英宗自己也被俘，瓦剌军挟英宗直犯京师。于谦作了一生中最大的选择：君王、社稷，孰重，孰轻？于谦选择了社稷，并组织了惨烈的京城保卫战。这是于谦生命中最大的亮点，同时也成为他最大的“污点”。他得罪了一个人，一个日后握有生杀大权的人——英宗。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说，“为了更多人的利益而伤害一个人可以被视为是道德的”。然而对侥幸留下一条命回来的英宗来说，于谦是一个将皇帝拉下马的臣子，显然是不能成为万世楷模的。尽管京城保卫战的胜利击碎了瓦剌军挟英宗而灭明的算盘，英宗也是于谦迎回来的，但在英宗眼里，坦荡荡的于谦仍是异己之患。天顺元年“夺门之变”,重掌大权的英宗复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谋逆罪”杀害了这位民族英雄。越三年，他的灵柩由女婿运回杭州，8年后才平反昭雪，并得以在三台山营建墓阙，赐谥“肃愍”,又改谥“忠肃”，他的故居改成“怜忠祠”，其悲壮一生与岳飞何其相似。清代袁枚有 “赖有于岳双少保，人间始觉西湖重”的评价。

　　忠肃堂后面是个小园，一池方塘，两个小亭，静穆得仿佛能听到池中的天光云影。到此同游的人竟感慨说：“这里不像是一个兵部尚书的府邸。你看，一碑、一井、一室、一堂、一池、两小亭，一眼尽收，太简陋了吧。”他哪里知道，于公“两袖清风”足以垂范。史载，于谦进京奏事时曾有人劝他带点土产送人，他甩了甩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真正是“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故居因太过简陋，几百年来无人知晓，要不是居住在这里的老百姓在翻修自家灶台时发现一块“怜忠碑”，这一处旧居恐怕已无迹可寻了。于谦是从杭州的这个小墙门走出去的，他的心里装的是生活在寻常小墙门里的普通百姓，我顿悟他的选择。

　　出来的时候，我再次读着“忠肃堂”门廊的一副对联：“吟石灰、赞石灰，一生清白胜石灰；重社稷、保社稷，百代罄击意社稷”，不禁肃然起敬。再瞻仰堂内的于公画像，也分外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