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子 

　　舆论关注到这样一篇新闻：一场让农民住进楼房的行动，正在全国多个地方进行。不少地方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拆村并居，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而在此过程中，少数地方出现强制行为，使得农民“被上楼”。　　

　　实际上，这样的“拆村并居”能够得以推行，有赖于几年前有关部门推出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该政策旨在缓解日益紧张的城市生产和建设用地状况。近年来，国家的飞速发展，使得资源瓶颈约束日益彰显。因此，正如有专家指出，当年该政策的出台，多少是个无奈之举。

　　不可否认，我们还面临着繁重的发展任务。在这个层面，假若能免去强制性，一些地方推动城市化的积极性可以理解。我们也毋需对农民的市民化、对农村的社区化一概报以反对，毕竟，城市化进程不仅在中国恐怕在全世界都难以阻挡。站在农业文明的角度，或许我们会为农耕生活、鸡犬相闻的逐渐远去而感到忧伤，但真的站在改善农民生活的角度，他们就一定要排斥更为便利更为现代的城市化生活吗？恐怕也未必。

　　但是，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合理性，与其在现实中的推进方式合理与否，则是两码事。我们知道，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权力运行还缺少约束，一些地方的政绩考核体系，还存在着偏重GDP分量的缺陷，而土地财政又有着颇为强大的诱惑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防止地方政府为了硬邦邦的政绩，通过简单强制的方式推进城市化，置换出农民的土地、宅基地，使得农民“被上楼”，伤及农民的尊严；更进一步，如何防范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在此过程中经济利益受到侵害，乃至整个国家的耕地安全受到威胁？这是真正为民执政者必须深思的问题。只有采取合理的方式，让农民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护，不但让他们进城当市民，还要让他们能就业、创业、致富，这样才能得到农民拥护，政策也就能取得好的社会效应。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作出战略判断：“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要求我们要继续抓住一切机会谋发展，取得综合实力的更大突破。但是，全会同样确定“十二五”规划的主题为科学发展，强调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城市化进程中，有没有农民“被上楼”？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