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抗美援朝60周年纪念日。

　　60年前，新中国百废待兴。此时，战火在朝鲜半岛燃起，中国应该独善其身，还是以举国之力将战火挡在家国门外？

　　毛泽东选择了后者。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异国战场上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浴血奋战，民族的自豪感令中国无比荣耀，这份荣耀留存至今。

　　当我们想起这场战争，所缅怀和纪念的是战争中的每一个人，他们身后的每一个家庭，他们的命运、故事和情感。

　　女护士杨开德：

　　正准备输血，班长喊：“不用输了，他牺牲了”

　　我出生于１９３４年２月８日，四川高县人。

　　我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新中国成立时初中毕业。１５军张榜招兵，我去报考，被分到干部学校护训队学习护理。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５军赴朝参加第五次战役。几个月后，护训队１００多人全部拉上前线。

　　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从丹东鸭绿江大桥过江。排长在旁边压低嗓门喊：“快跑快跑”，我拼命跑。那年我１７岁。

　　１９５２年初，敌人在我方阵地投放带有病菌的昆虫。我们套上长脚套手套和防毒面具，用镊子抓虫放进瓶里。

　　接下来，部队打阻击战。对面山头的敌人肉眼就能看见。那段时间每晚运来１０多个伤员。药品很紧张，盘尼西林，就是现在说的青霉素很少，主要用磺胺，止痛用吗啡片，有时吗啡用完，伤员疼啊！我们没办法，就给点小苏打，告诉他们说是止痛片。“苏醒室”中，有的重伤员昏迷中还在喊“冲呀”，我们得用夹子夹住他们的舌头，要不会把舌头咬坏。

　　我们出国前验了血，随时准备给伤员献血。有个姓聂的指导员，１９岁，肚子打烂了。我要给他输血，刚消完毒，班长郭小江就喊：“不用输了，他牺牲了。”

　　有个十几岁的伤员，肠子被打出来了，送到我这里护理。他拿炮弹皮磨了一根针，还带个小眼，说“姐姐，这个送给你。”敌机来了，他在床上不能动，我在旁边护着他。

　　我们班的胡秉文在另一个防空洞护理伤员，她听见飞机轰鸣，想对着透气孔叫我们注意，刚叫了声“飞机”，就被一梭子弹打中。她是四川江津人，２０岁。我保存着一张她的照片，今年是抗美援朝６０周年，我要去朝鲜，给她做了个小花圈镶在照片上，打算带去给她扫墓。

　　我值班时要护理１００多名伤员，有的要接尿，有的要背出去解大便，开饭时要去伙房担两大桶饭菜，要到河里给伤员洗衣服被子。有一次我洗了六十多件衣物，上面都是血、脓、虱子和屎尿。我们还要挖防空洞，４个女同志用４天时间能挖好一个防空洞。

　　１９５２年９月，部队驻扎在西方山、五圣山一带。

　　军长秦基伟令我们后勤部去前线慰问，我被选中，到司令部领了满满一挎包“炮台烟”，去驻扎在西方山前沿的部队。山上吃水困难，敌我双方都要到沟里去背水，碰到就打。

　　我在阵地上待了十几天，没梳头洗脸，给战士们唱歌，鼓劲，累了就在一个大炮弹上睡一会儿。那个炮弹跟我一样高，一不小心就滚下来。

　　我下山时是１０月，上甘岭战役很快打响了。我们所被分为１２个队，分布在不同阵地，一个队由两个护士和一名医生组成。一个队只能接收容纳１００多名伤员，可一晚上就下来１００多伤员，能治的就收下，我们治不了的就往后方转。有的还没完全治好就又上战场，有的还没来得及治就牺牲了。上甘岭战役我被记三等功。

　　上甘岭战役结束，部队向朝鲜东海岸元山方向转移，执行反登陆作战任务。

　　１９５４年５月，我随部队回国，１９５５年转业，分配到洛阳市体委，１９９０年从洛阳市汽车运输公司退休。

　　身边许多战友牺牲了，有的人是看着长大，看着死去。我想去朝鲜看看他们的坟。

　　战士孙万字：

　　走到江心心口刺痛。上岸时，身上结成冰

　　我今年８１岁。１９４７年参军，参加过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入朝时，我是６６军１９８师５９４团３营８连１排１班战士。部队坐闷罐车来到丹东，从换装到接令过江，只用了几个小时。

　　过江后没多久，遇到朝鲜人民军和李承晚部队交战。营长令我们放下背包，端上刺刀，支援人民军。这一战俘虏２００多名敌人，缴获２０多辆汽车。

　　敌军一个旅和我们遭遇后撤退，上级命令追击。敌人坐汽车在公路上跑，我们爬山涉水走小道，跑了一夜也没追上。此后几天，我们部队翻山越岭追击敌人。干粮袋空了，只能抓把雪往肚里送。

　　那年冬天特别冷，下大雪。我们脚上穿的是解放鞋。解放鞋跑坏了、跑丢了，就穿草鞋。雪地里光着脚怎么办呢？有人想出办法，把棉被绞了裹脚，外面再套草鞋，不过一会儿就湿透，冻得硬邦邦，许多战士冻伤了。

　　一跑一身汗，有时候太疲劳，放下背包倒地就睡，醒来时只有靠胸口的内衣有点软，其他地方都冻硬了，有的战士坐下就再没起来。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第二次战役打响。

　　有一次过江，江水很急，浪花翻滚。上级命令脱掉衣裤，举到头顶趟水过去。冰碴子把脚划破了也不觉得痛。走到江心水淹至胸口，才感到心口刺痛。上岸时，身上结成冰。

　　有个姓杨的教员过江时没来得及脱裤子，上岸棉裤冻硬了，只好扒下裤子，披着被子继续跑。

　　入夜，敌方夜航机来了，先投照明弹，照得地面如同白昼，发现目标就投弹扫射。照明弹一般照二三十分钟，部队隐蔽；等它变暗，新弹未发时，部队抓住时机行进。有一次，过河时遇到照明弹，只得就地“隐蔽”，照明弹半个多小时才熄灭，再走时大家冻得迈不开步了。

　　１９５１年元旦那天下午６时，我们部队和敌人相遇，对方山头由敌人占据。营长登上一个小山包，用望远镜观察对面，然后掏出枪对天鸣枪，敌人立即开火，暴露了４个火力点。营长命令炮兵还击，消灭了那几个火力点，为战士前进扫清道路。交战期间，营长中弹牺牲。副营长指挥战士们冲锋，最后打死俘获１５０多名敌人，占领了山头。

　　我和几个战士把营长抬到一棵常青树（松树）下，地冻得很硬，无法挖坑。我们用松枝和雪盖住营长的遗体。

　　我所在部队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

　　１９５３年我回国，后随部队开赴山东，守卫祖国大门。１９６２年复员回乡。２００８年，我和老伴住进丹东市光荣院，疗养院有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４０多人。

　　我们这些老兵都已是耄耋老人，能在一起唠唠嗑，说说在朝鲜的战斗经历，满足了。

　　炮兵班长祝子清：

　　我被埋在下面，看到的最后一幕是一团粉红色血雾

　　我家里穷，很小时妈妈就不在了。１９５０年２月入伍。１９５０年９月，我所在６０军１８０师接到命令，“到交通方便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十一二月间到达丹东。还没出国，上级命令我带一个排去山东周村高射炮基地学习，我任代理排长。１９５１年５月，我回到丹东，编入６０军高炮５３营。我们营有１２门炮，一个高射机枪连。一门炮配６名战士。我是２连２班班长。我们的任务是守卫鸭绿江大桥。

　　当时，丹东四处狼藉，江边民房无一完整。空军和高炮部队组成防空体系，拦截美国飞机。只要他们往朝鲜新义州方向来，警报拉响，我国空军起飞拦截，高炮配合。有一次空战，空军打下一架美国轰炸机，落到鸭绿江中。

　　我们守卫鸭绿江大桥半个月后过江。守卫过平壤、高原等地。从１９５１年７月到１９５２年６月，光我们２班就打伤飞机十来架，击落两架。冒着黑烟的飞机有时要到三五里外才坠落，这时就派侦察兵去抓飞行员。

　　６月的一天，３５架飞机由战斗机领航，轰炸机编队紧随，飞过我们阵地。我正想北边不知哪里又要遭殃，突然间战斗机扭头俯冲下来，其他飞机跟随其后，投放烟雾弹，空中什么都看不清，对着我们阵地狂轰滥炸。敌人有备而来，一批弹药打完，马上又来一批飞机。我们马上组织回击，炮身打红了都没时间换。

　　中午１２时左右，看飞机没来，战士们在炮阵旁休整，连口水都没喝上。我被任命为代理排长，在附近指挥棚里。炊事班在离炮阵十步左右的地方生火做饭。这时候，飞机又来了，朝着炮阵投弹。

　　我所在的指挥棚随后一瞬间被炸塌，我被埋在下面，看到的最后一幕是２班阵地上升起一团粉红色血雾。２班一炮手冯朝生、二炮手段继新、三炮手许鹏、四炮手刘继新、五炮手何传海、六炮手李吴明，还有副班长都牺牲了！

　　几十年，我经常梦见和２班战士一起战斗，不知道流了多少泪。我回四川老家，从不敢去看望他们的亲人，不知怎么跟人家交代。

　　那次负伤，我被定为二等六级残废，现在脑袋里留着弹皮。

　　我回国时，抗美援朝战争还在继续，我二弟和三弟相继入伍。二弟１９５４年入朝，三弟是１９５５年去的。

　　我现在退休工资是每个月１１００元，“老战士之家”很困难，我哪怕每月拿出一百元，也要资助它。张爱兰想建一个纪念馆，收集老战士们留下的纪念品，纪念那些“最可爱的人”。（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