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

　　人世间的悄语，可以分为多种：有留守亲人对远行者的叮咛，有青春儿女之间的痴情喃呢。而在特殊年代里还有另一类“悄声细语”，虽然话音也轻如落叶，但是其内成分，却有黄金般的含量，让人永生无法忘却。

　　记得那是1976年的10月，我当时身在山西永济监狱三中队，身份还是个没有解禁的右派囚徒。一个周日，我奉命骑着自行车去买纸笔（我当时担任劳改队的统计员工作），当我从县文具店里买完纸笔，因为那儿地靠黄河风陵渡，便想借机骑车去看看母亲河，以舒解心情的惆怅。当我骑上自行车路过火车站的时候，后边突然有人一把拉住了我的自行车后座。我扭头一看，是从北京探亲归来的同类阮祖泉。他肩上背着沉甸甸的背包，手里还提着一个网兜。不用问我也知道，他是想让我驮他回队。

　　开始我有点沮丧，因为去风陵渡散心的愿望泡汤了。但老阮是个正在办理“保外就医”的重病号，县城离监号有三十华里，让他从县城徒步走回到劳改队去，我又于心不忍。于是我立刻调转车把，准备驮他一起“打道回府”。但他却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不急于爬上自行车的后座。

　　我说：“老阮，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丢在火车上了？”他摇摇头，神秘兮兮地回答我：“没丢什么，只是魂儿吓得出壳了。”“此话怎讲？”我不解其意地望着他，“遇到小偷了？”“没有碰上‘佛爷’（劳改队中小偷的代称），我的耳朵倒是当了一回‘佛爷’。”他说，“我穿过软卧车箱时，听到两个身穿军官服的军人，在轻声说……说……把……”我瞪了他一眼：“你怎么变成结巴嗑子了，是不是你的病又犯了？” 

　　他看看我们周围没有行人，把嘴巴伸到我的耳边，轻轻地吐出一句悄悄话：“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外传，江青被抓起来了。”我顿时愣住了，久久没能吐出一句话来。因为这对整个中国来说，如同一声晴天霹雳。老阮让我把自行车靠在一棵大柳树上，尽管周围没有一个人影，他还是把嘴对准我的耳朵，对我述说他没说完的故事：“当时我心跳得虽然如同擂鼓，但还想听听下文，便假装网兜掉在了车厢通道上，蹲在那儿捡网兜的样子，听那俩年轻军官继续说出下边三个人的名字：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当我还想有滋有味地听下去的时候，两个军官似乎发现了门外有人，便将软卧车厢的门狠狠地撞上了。”

　　轮到我魂飞胆颤了。因为老阮与我咬耳朵的悄悄话，分量太重了。它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还关系到我们这些倒霉的老右们的命运。1957——1976，我们已然身陷囹圄二十年了。在这6000多个日日夜夜中，惨烈的十年“文革”让我们深信物极必反的人间哲理；而王、张、江、姚盘踞在北京的中南海，延续着“文革”的路线前行，不仅把中国经济推向毁灭的深渊，我们这些受难的知识分子，也永远是瓮中之鳖。从理智上判断王、张、江、姚到了横行的末日，也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

　　但火车上听来的悄悄话，毕竟不是文件传达，因而我叮咛这位来自商业部的同类说：“你耳朵当了一回‘佛爷’的事，回队后千万不能宣扬。万一是谣传，怕是要先关进禁闭室，后按反革命论处的。”老阮感谢我的提醒说：“我是要管住我的嘴。可是这事太刺激了，让我在嘴巴上贴封条，确实有点困难。”

　　记得，当天驮他回到囚舍的路上，我忘记了路途颠簸的疲劳。虽然没有看上母亲河一眼，老阮带来的悄悄话，已然弥补上了我心中的缺憾。尽管乡间土路上无人挡道，我还是不断地按响车铃自乐——那不仅是我们落难群落的一首希望之歌，更是迎接中国曙光的交响曲……

　　没有料到的是，老阮仅仅回到队里两天，劳改队长陈大琪就来到我工作和下榻的窑洞。起始， 我以为是来询问全队劳动情况的，但他走进窑洞后并没有查看摊在桌子上的统计资料，而是掏出一包烟来，就坐在一把木椅上，独自吞云吐雾起来。

　　尽管这位劳改队长十分关爱受难的知识分子，对我个人也尽力呵护（他读小学时，曾在六年级语文辅导教材上，读过我的一篇散文《故乡散记》），但他毕竟是监狱部门对我们执行专政的干部，今天何以会到一个囚徒的窑洞来闲坐？我开始不安了。正当我肚子里捶鼓之际，他让我关上了窑洞的那扇木门，把我叫到他的身旁，低声对我耳语道：

　　“阮祖泉近日刚从北京回来……听有人汇报，是你用自行车把他驮回到队里来的，他没对你说些什么？” 陈队长平日讲话时嗓门十分豁亮，此时却语声如丝。

　　响鼓不用重捶，我立刻明白了他来窑洞的主题。一时之间，我脑子里乱成一团：我要是实话实说吧，等于出卖同类；装傻充楞吧，又对不起这位好心肠的队长——因为他一直比较关爱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我陷入两难之中，本能地低垂下头来。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对我低声说出了下面的一番话来：“你别想得太多，我来只是向你核实一下此事的真伪。该怎么对你说呢，有一些问题，你们知识分子心中想的，也是我们劳改干部心中想的。中国要走向何方，是每个爱国的中国人心里共同的问号。本来，我听了别人汇报之后，可以直接找阮祖泉去询问的，第一、他有病我怕吓着他；第二、我怕他不敢说实话。所以我就找你来了……”

　　至此，我心里已然完全明白了：一定是老阮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把火车上两个军官之间的悄悄话，又以悄悄话的方式，告诉了与他同号住着的别人，而别人又用悄悄话告诉了人生的相知——最后，有人汇报到了陈大琪的耳朵里。事已至此，我别无出路，只有像竹筒倒豆子那般，把那天与阮祖泉相遇的经过，仔细地对陈队长描述了一遍。

　　我等待着挨批——两眼不敢直视陈大琪的脸。

　　沉默。无声。片刻之后，只听他“啊”地叫了一声。我抬起头来一看，才知道他只顾听我说话而忘了吸烟，那只烟头烧疼了他夹着烟的手指。他甩掉烟头并把它踩灭之后，对我笑了。然后悄声地对我叮嘱了一句：“别说我来问过这事。”我惊魂未定地应了一声。

　　他又低声地对我耳语了一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愿这不是谣传，而是真的。”之后，他拉开窑洞的门，走出了窑洞。至此，我悬着的一颗心，才算落到了地上。

　　不久，这件事再也不是人间秘密。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四人帮”被绳之以法的消息时，全国人民欢声雷动。为此，在一段时间内，老阮因传播出令江山易色的悄悄话，成了劳改队中的一段传奇。不久，中央关于为错划右派改正的“55号文件”下达，我们先后被解禁走出沉冤的囚笼。这段往事虽已过去三十多年，我之所以难以忘却，实因在这个十月惊魂的记忆中，藏有中国历史的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