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休白

　　对“长征”这个词很熟悉，却一直停留在“雪山”、“草地”、“树皮”的概念上，那是书本和电影留给我的印象。

　　直至这次参加了“勇闯天涯，共攀长征之巅”活动， “长征”这个词才在心里丰满起来、生动起来。

　　8月25日，我与300名“勇闯天涯，共攀长征之巅”的队员们一起，从丽江出发，乘车前往巨甸余华达渡口，这是当年红二、六军团强渡金沙江的七个渡口之一。300名勇闯队员，是从42万余名选手中胜出的。在一起渡过金沙江，露宿一夜后，我们将“兵分两路”，徒步攀越雅哈雪山、藏巴拉雪山垭口、卡瓦洛日雪山垭口。并行走当年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的长征路线，最终在四川甘孜会师。

　　这次“勇闯天涯，共攀长征之巅”活动的线路总顾问，是经济日报报业集团原常务副总编辑、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专家罗开富。

　　早上9点30分，丽江红太阳广场前，300名勇士分成“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着红绿两色冲锋衣，列队举行了庄重的出征誓师仪式。贺龙之女贺晓明女士还特别组织了四十余名红军后代为这次出征壮行。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背包急行军，早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此刻坐在船上，面对一望无际水深流急的金沙江，胸中顿生豪迈之情。上岸后５公里的徒步行走，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大挑战：这５公里的路，大部分都从积水的山间小路和玉米田边通过。一双越野鞋早已泥水满帮了。有的胸前背后各背一个包，只好借着登山杖躬身前行。我们的领队楼云不断鼓励我：快到了，加油！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来到香格里拉县上江乡宿营地——金沙江边的一块江浦草甸。放下肩上几十公斤重的背包，猛吸一口带着青草味的新鲜空气，整个身心与扑面而来的江风和山岚来了个结结实实的拥抱，那个惬意啊，无与伦比！

　　大家顾不得休息一下，七手八脚在草地上搭起了帐篷。此时，不知是谁叫了一声：“快看，彩虹！”“蜗居”城里，已多年没见彩虹的我，一头钻出帐篷，但见一道七色彩虹横贯整个山脉，那么亮丽，耀眼，圣洁。

　　一夜未眠。四周全是此起彼伏的打鼾声，间或有马铃声和马叫声。我知道，那是明天帮我们驮行李的马。天下起了雨，淅淅沥沥打在帐篷上，我累极了，却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起来，我就有了感冒的症状，头疼，咳嗽，浑身无力。我不得已放弃徒步攀登雅哈雪山，与另外26名队员一起乘车前往香格里拉。第二天，半夜狂咳不止的我终于被送进了医院。

　　挂完盐水，一切症状全没有了，人也来了精神。从医院出来，我就接到了来自重庆的队友蔡立军的电话，他说，他们一行六人已率先翻越雅哈雪山到达香格里拉。

　　看着背着背包，浑身湿透的蔡立军笑吟吟向我走来，我的心被触了一下。在这位“英雄”面前，我汗颜不已。开窗远望，遥寄雅哈雪山，我感慨万千。

　　渡过金沙江时，我曾面对雅哈雪山在心底许诺：到时一定要拍几张登到雪山垭口的照片，作为这次长征的标志性见证。当时尽管汗水早将衣服湿透，但我胸中自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荡漾。

　　可是，唉……

　　我让蔡立军给我讲一路攀登的故事，期望在他从容自信的脸上寻找一种内心的渴望，在他自豪激情的讲述中追寻一种精神慰藉。

　　我知道，74年来，雅哈雪山一直人迹罕至。这次攀登，不但要一路披荆斩棘，还要经历四季变化，考验生命极限。每一步攀登，都将面对险峰陡坡，狭谷深溪。

　　“艰辛！”蔡立军用极短的两个字总结这次攀登。

　　当晚，蔡立军与一名军医最早到达一号营地。帐篷搭在半山腰上一个斜坡的灌木丛中。灌木丛中到处是牛粪、树根、乱石，被汗水湿透的身子躺在尖石树根上，又痒又痛，而头边就是被雨水冲得黏乎乎臭烘烘的牛粪，更是恶心难忍。但即便这样，他们还是睡得很香。帐篷一次次顺着雨水滑下坡，他们一次次在梦中爬上坡。

　　第二天终于登上了海拔3924米的雅哈雪山垭口。当那个垭口标志——用石块堆砌的玛尼堆出现在面前时，蔡立军双眼放光，振臂高呼：“我们胜利了！”然后，他将那面队旗插上玛尼堆。

　　从雪山下来后，一位藏族马夫邀他们到家做客，并拿出了酥油茶、青稞饼、青稞酒，让一家老少十几个人分列两旁，为他们饯行。临走前，这位藏民说什么也不肯收下钱，还拍着蔡立军肩膀说：“以后你们不管走哪条红军长征路，我一定再带你们！”

　　蔡立军偷偷将钱压在那个碗底下，与藏民握手告别。“当我抬眼再望那座雅哈雪山时，竟有了一丝不舍。”蔡立军的声音低了下去，“我一定会再来，把所有红军爬过的雪山都爬个遍！然后把这种经历告诉我的儿子！”

　　我默默地听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具象化了，立体化了，生动化了。“长征”的抽象概念，霎时被一幅幅鲜活的画面所替代，心灵充满了对雅哈雪山的神往，精神的遥寄便变得更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