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与异乡之间
——苏童与托宾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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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童与托宾 |
本报记者 文敏
爱尔兰著名作家托宾与中国作家苏童,这两位作家身处不同的国度,但在经历上却有着某种相似。因为新作《布鲁克林》中文版的出版,爱尔兰著名作家托宾日前来到中国,记者从上海99读书人公司了解到,著名作家苏童和托宾两位作家之间有了一次关于文学的对话。
最后的归属感还是在故乡
托宾对于中国的认识不仅仅是来自中国本土,其实在他的故乡爱尔兰,他就已经接触过很多中国人,但那时的感受和现在并不同。托宾说:“我来自爱尔兰,我的国家跟中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两个曾经有过革命历史的国家。写这部《布鲁克林》小说之前的10年,爱尔兰突然在历史上第一次变得富有了,居然会有外国人来爱尔兰找工作。于是,我开始观察到在街上行走着的中国人,还有波兰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在圣诞节的时候,所有的爱尔兰人都会跟自己的家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从全世界各地乘飞机回到爱尔兰。如果你问一个在爱尔兰工作的波兰人或者中国人,他们最爱爱尔兰的哪一点,通常是回答不出来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像一个本地人一样体验过爱尔兰的风情。”
苏童本人到过很多国家,但对他来说,最有归属感的还是自己的故乡,他说:“我们这一代60后跟50后略有不同,跟70后、80后就有太大的不同了。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我特别热爱的国度。比如我特别喜欢意大利,那个是我感性上认为我去过的最美最美的地方,我谈不上我有理智上的判断,应该爱哪个国家。所以,一个外部世界,只是一个外部空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每次出去,离开很久后,还是想回来,回来是一个家,家当然是一个概念。其实,还有一个感觉,我的内心生活也好,或者我的肉体生活也好,似乎只是属于我认定的,比如我现在在南京,我对南京有一种归属感,不存在一个异国的国度让我特别热爱。”
写作是有神秘意味的事情
苏童和托宾都是知名的作家,对于写作这个工作,他们也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苏童表示他其实一开始没有那么坚定:“其实一开始我没有那么坚定,因为很少有人有这样大的决心和这样大的运气。就是说,很少有人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确定自己就是当作家的,其他什么也不干。所以,有很多的文学爱好者起步是一样的,同时开始写作,但在你发表了最初的一些作品的时候,会开始出现各种岔道,职业写作只是其中一条道,还有很多的道是通向业余的。如果统计一下,现在很多作家的职业,真是五花八门。比如上海的孙甘露以前是一个邮递员;还有一个大家最近知道的,雷蒙德·卡佛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他有15种以上的职业,但是同时他是一个那么优秀的作家。更多的情况下,因为写作是一件太艰难的事,我从来不去让别人走写作之路。”
而托宾则表示,“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件有某种神秘意味的事情。一般来说会是这样一种情况,一种想法或者是一个人物形象,突然来到你脑海当中,像一个谜一样,于是决定把它写下来,有的人就是有这种能力。我坐在一个房间的时候,我通常有一些想法会来到脑子当中,并不是成型的想法来造访我的,有的时候只是一种声音,有的时候只是零散的句子,我认为写作并不算是一种职业,因为它真的很神秘。就像是神秘的东西对你发出命令,你只是在听从它。”
文字是作家灵魂的故乡
苏童和托宾相识于悉尼,最近在亚洲文学奖上也有交集,托宾表示他认识的中国作家除了一位旅美作家之外就只有苏童,而苏童也只看过托宾之前唯一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大师》。不过在谈到写作本身时,两位却有非常类似的感受。
此次托宾与苏童的对话设定于“在故乡与异乡之间”的主题上。《大师》是托宾的成名作,写作家亨利·詹姆斯在欧洲的一段生活经历,苏童说,这部小说最深刻的正是那种宁静的气质。托宾的小说关键词是“离开”、“迁徙”,它们的意义在《布鲁克林》中的体现具有丰富的社会细节。小说写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爱尔兰小镇的普通女孩,随上世纪50年代爱尔兰移民潮而到纽约,在异乡经历了一段从彷徨、寂寞、思乡到找回自信和魅力的过程后,最终面临责任与自我解放之间的抉择。这种情形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姑娘去深圳打工非常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