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童颖骏　

　　城市和乡村如何互动？参观上海世博会瑞士馆时，孙宏惠一直琢磨着这个问题。

　　这位长兴泗安镇的镇委副书记感受到，只有不断消融城乡差别，人们才能便捷地流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

　　在浙江中心镇，城市和乡村相互依存、互惠共生：农民公寓整齐排列；社区服务功能向乡村延伸；农村公交直达村口……然而，在这些图景背后，农民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城乡一体化的内涵，是否得到充分体现了呢？

　　这些正是浙江中心镇下一步建设和发展中不容回避的问题。

　　中心镇里的农业合作社、“农地入股”和农业企业，一系列鲜活实践，正催生着新的裂变

　　“机器的轰鸣取代了虫鸟的鸣叫，街上都是汽车、摩托和陌生面孔。他们在异乡互相慰藉，家乡只活在记忆里。”

　　这样的异乡打工生活场景，对于东阳南马镇农民邵永余来说，已经有些陌生。

　　2007年，邵永余回乡向花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包38.38亩土地，进行为期3年的田藕种植。“这里一年四季都可采收。”邵永余说，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如何控制种植密度和温度。

　　像邵永余一样，越来越多的返乡农民选择发展高效现代设施农业。支持他们回归的，是基于尊重农民意愿的土地流转。

　　南马镇花园村的做法是，让农业龙头企业反哺农业。早在3年前，花园农业公司就将该村1200亩土地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经过现代化的设施改造，又以再承包的形式流转到农民手中，这样，农民变成了农业工人，农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浙江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只有0.54亩，不到全国人均的三分之一。按国家劳均耕地20亩的最低规模经营标准推算，浙江农村90%以上的劳动力需要转移。

　　今天，在我们的调研中，听到最多的，就是中心镇普遍存在的“土地饥渴”。但如果没有土地的集中和流转，没有农业现代化，中心镇的“土地之困”将是永远的命题。

　　30多年前，土地承包制曾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今天，在浙江中心镇，从农业合作社、“农地入股”到农业企业，一系列鲜活的实践，催生着农村的又一次裂变。

　　转移农民，富裕农民，是城镇化进程的最终目的之一。浙江，已经连续25年实现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居全国第一，我们完全有理由在城镇化改革的新阶段，再闯出一条新路来。

　　也只有这样，城镇在与城市的人才博弈中，才能吸引和留住更多匆匆的脚步。（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一版）

　　通过挣脱户籍枷锁，中心镇才能汇聚人心和人气，拥有广阔前景 

　　40岁出头的四川人老张是乐清柳市一家电器厂的普通工人，月工资1600元左右。在这个繁华小镇，高昂的房租，把老张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慢慢挤到了边缘地带。来自河南淮阳的小沈，不得不让儿子在老家上学，因为没有小镇户口，他的子女在当地就学，必须支付不菲的赞助费。

　　收入仅够温饱，对未来难有长远打算。这样的流动人口，占了小镇一半以上。

　　这让柳市镇镇长程天青感到担忧。目前，中西部城市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优厚的招商引资政策，正吸引着柳市企业不断外迁；当地企业中，越来越多外来务工者成为技术中坚，一旦这些人因种种原因流失，不但企业难以维持，柳市未来也堪忧。

　　“希望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将这些外地人口纳入到小镇体系，让他们不再感觉自己是‘异乡人’。”程天青说，如果能为优秀外来工提供快捷的落户通道，柳市发展将更具可持续性。

　　这样的难题，在余姚泗门镇、鄞州集士港镇等7个宁波卫星城市建设试点镇里，正渐次得到破解。

　　今年，是宁波正式实施外来务工人员积分落户新政的第一年。这一全国首创的落户政策，对在宁波各中心镇打拼的外来务工者而言，无疑是个福音：总分为160分的评价体系中，在宁波老三区务工的，100分以上才能申请落户，其他城区需90分，而中心镇只要80分。

　　在集士港镇宁波君禾泵业公司务工的范超春，这个夏天过得特别舒心。经过一个多月的申办，这位来自四川宣汉的外来工，终于拿到户口迁入证明，实现他期盼多年的“宁波户口梦”。

　　今年，宁波卫星城市还将全面取消本镇农民的进城门槛，允许在镇区有合法住所和相对稳定生活来源的本镇居民及配偶、未成年子女落户。透出的种种信号，让人们对未来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有了更多期待和愿景。

　　身处山乡的农民，盼着镇中学与县城的一样好。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必定在这些中心镇先破题

　　站在钱清轻纺原料市场向周边望去，高楼林立，道路宽阔，恍若置身都市。

　　2年前开通镇内公交的钱清，成为绍兴市首个开通二级公交的乡镇。18辆公交车穿梭往来于22个村居，每隔15分钟一班，让小镇居民再无出行之忧。镇政府为此一次性投入400万元，并每年向负责营运的公交公司补贴200万元。

　　在教育领域，钱清镇的设想更为大胆——计划撤销所有村级小学，在钱东新建一个占地80亩的教育园区，同时做大做强现有的教育园区，镇上学校再无师资、校舍差别，断绝择校之虞。同时，教育均衡向外来人口扩散，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钱清入学原来仅限小学阶段，现在延伸至初中。

　　钱清的改革，成为浙江扩权强镇的一个样板，其所坚持的主线正是城乡统筹及均衡。

　　“放权前，镇政府每年可用资金为5000万元，按照现在的分成机制，交足基数外，我们有2亿元的可用财力。”钱清镇政府有关人士坦言，与原有机制相比，现在更着眼于可持续发展，更多考虑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

　　在钱塘江源头开办农家乐的开化农民张玉仙，盼望着就近的马金镇中学教育质量能像县城一般好。那样的话，她就能经常见到外孙和孙女。她的女儿和儿媳，也不用跑到县城去租房为孩子陪读。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因城乡教育、卫生等领域存在巨大差异，农民工群体中存在的父母陪读、夫妻分居、老人无人照料等现象极为普遍。人们期盼着，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能够率先在中心镇得以破题。

　　今天，农民们已不再满足于进城，而有了更高生活追求，他们的居住之地，应该成为囊括创造力、流动性、安全性、合作与分享的精神家园

　　也许是太久的城乡分割，长期来，居住在乡村的农民，有着解不开的都市情结。进城的梦想与冲动，促成了浙江独有的农民造城现象。

　　然而，当龙港人把“中国第一农民城”的路碑砸掉，他们又是如何再续写新的都市梦想呢？

　　一直从事三农研究的浙大教授黄祖辉有这样的愿景：浙江中心镇的发展，能够超越目前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口集聚和产业集群，实现城乡的真正融合。

　　“原有市民希望改善落后的生活条件，进城农民希望尽快向市民转型，外来人口希望获得有竞争力的创业环境。这些需求，都要靠提升城市功能来满足。”在“东方莱茵河”长湖申航道贯穿全镇的南浔，人们正在进行这样的思索。

　　余姚梁弄镇上，镇干部叶初江正在展望“人的结构性变化”。过去进城主力是农民，如今的主力军延伸到大学生和创业者。老区梁弄，正期待着社会生活的飞跃和提升。

　　夜晚，闲居的小镇上，伴随“月朦胧 鸟朦胧”的音乐，文化广场开始舞动起来。这时，来不及抹去职业妆容的都市白领，匆匆驱车却又不甘心地守在拥挤车流里的人，也许正在奢望小城故事呢。

　　今天的农民，已不再满足于进城，而是执着于建城，致力于丰富城市内涵，使之成为囊括创造力、流动性、安全性、合作与分享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意象。

　　放眼未来，那些既具都市风貌、又有田园风光的特色小城镇，将集中浙江最多的居民，成为承载社会文明的主要空间形态与人文形态。

　　链接：　 

　　·在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主要面临的挑战是，怎样将这些成果进一步向更广泛的人口和区域拓展。

　　——埃里克·马斯金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

　　·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有很多小城镇和乡村的人民都生活得很幸福，他们不愿意到大城市去。——约施卡·菲舍尔（德国前副总理，前外交部部长）

　　·什么叫作新农村？在我看来，新农村就是多数农民走了之后的农村，剩下的农民耕作更多的土地收入才能增长，首先得跟打工仔一样的收入水平。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浙江有很多的家庭工业，浙江中心镇在这方面有它集聚的优势。同时，中心镇建设的空间集聚可以更大一点，否则很难创造出第三产业和就业机会。在把农民土地集聚到中心镇的同时，可考虑集中在更大范围，超乡镇的城市化集聚，这需要地方上的探索。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