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遗忘的良药，也是灾难的解药。

　　2008年9月15日，有百年历史的华尔街大投行雷曼兄弟訇然倒塌，一场空前的金融风暴，仿佛飘出瓶中的幽灵，横扫繁华的曼哈顿，并穿越美洲、欧洲、亚洲、澳洲，令整个世界陷入不确定的恐慌之中。

　　这是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秩序巨变的两年，是21世纪人类经济史无法忽略的沉重记忆。短短两年间，许多惯看金融风云的大机构和大人物，终被雨打风吹去，华尔街乃至一些知名经济体失去了昔日的光环。许多人谈金融而色变，避投资恐不及，信心与耐心严重缺失。

　　时隔两年后，需要对这场风暴已改变和未改变的金融秩序、市场结构、产品创新，以及更广泛意义的竞争与生财之道，有所回顾和总结，从而更好地走向未知世界。

　　九月，注定是个多事的月份。

　　2008年9月15日，以雷曼兄弟公司的訇然垮掉为标志性事件，一场“金融海啸”将世界经济推入了衰退与震荡的深渊。

　　2010年9月15日，距离这场危机发生，恰好两周年。

　　这，正是回眸与前瞻这场危机影响的恰当时点。

　　危机演变：超预期的跌宕起伏

　　两年以来的世界经济表现，尤其是主宰全球经济的几个大经济实体的表现，可用一个“关键词”概括之，这便是“超预期”。

　　最大的超预期，当属世界经济两年以来的跌宕起伏，超出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自然也超出了财经界那些曾经鼓噪多于理智分析的“财经大嘴”们的预测！

　　人们或许还记得，从2008年底到2009年初，当金融危机犹如海啸袭来，世界经济因之突然失去流动性而陷入混乱，继而猛烈收缩之时，经济界的“主流”预期是：世界经济正在陷入一场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当时“主流”的说法是，世界经济将经历好些年的萧条。2009年3月份，还有“财经大嘴”放话：世界经济刚刚进入“晚秋”，严酷的“冬天”还在后面。一旦冬天降临，任何政府干预都将无济于事！

　　然而，现实发展尤其是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由下跌而强劲反弹的现实表现，却与此类推论与预测大相径庭。现实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在2008年底戛然而止之后，只下跌了两三个季度，到了2009年二季度末即已显现出回升势头，到了四季度，回升一度还很强劲。其中在全球经济中占有支配地位“三大”（美、日、欧）与“一砖”（“金砖四国”）的经济，下跌最长的也只持续了4个季度，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至多是减速。而美国、日本等大经济体最初的反弹之强劲，也出乎许多分析家的预期。

　　客观地看，金融危机引发的这一波经济衰退，所持续的时间远比经济界预期的要短。而其反弹之后虽曾险象环生，但迄今已经增长了一年多时间。经济界一再预言的“二次探底”，迄今未见，这也是超预期的。

　　全球影响：有大惊，无大灾

　　危机两年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可用一个“关键词”描述——“有大惊而无大灾”。

　　我们显然还记得，金融危机袭来之初，经济界几乎众口一词地将此次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相提并论，推断说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将可怕地倒退，大批企业将归于破产。现在看来，影响显然有限，至少难以用大灾一词来形容。即便在危机的“重灾区”，即美欧商业银行系统，虽有大量银行破产重组，但也很难用“大灾”来描述之。我们知道，在“次贷危机”演变为全面的金融危机之初，美国与欧洲的大小商业银行因现金短缺而纷纷告急，“破产保护”之声不绝于耳！然而，在美国政府与美联储断然出手，推出庞大的救市计划，在欧洲及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跟进”之后，大多“绝处逢生”。此后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时间，多数商业银行便恢复正了生机，其中一度接受过政府救助的巨型商业银行，纷纷要求提前归还政府救助基金，“挣脱金手铐”。

　　进入2010年，商业银行状态更佳，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要数美国花旗银行了。这个差点要申请破产保护而接受政府救助的巨大商业银行帝国，到2010年一季度结束了连续三年的亏损转为巨额盈利，连美国联邦政府也跟着获了利。当初以政府持股形式打入的80亿美元“救助基金”股份，不仅完璧归赵，还带回来额外的80亿美元利润！

　　最近的事实例证，当首推欧盟主权国债务危机及其应对政策效应的预测。这场由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突如其来的危机，曾引起全球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剧烈震荡，一度曾大有引发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迹象。在欧元区和欧盟公共债务负担较重的成员为消除隐患而纷纷紧缩财政，“撤火”刺激政策之后，经济界关于欧盟经济率先“二次探底”的预测骤然升温。然而，现在回头来看，此类危机也并非像当初袭来时显得那样可怕，那样严重。在欧盟与国际社会联手施以救援之后，危机多半给化解或缓解了。最新数据显示，欧盟经济非但未有“二次探底”发生，而且还略微在加快复苏！

　　中国经济：有机会也有麻烦

　　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衰退带给中国经济的，既有机会也有麻烦。其中，机会是即时的，麻烦则多半是滞后的。

　　客观地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经济的机会，几乎是与危机同时降临的。所有机会中，三个层面的机会最为明显：第一个是“和平崛起”的机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G20（20国集团）取代G7（7国集团）成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经济协调机制，在这个机制下，派生出了一个分由“G20”、“G7+G4”（金砖）到“G2”（中美）之分层的“3G”协调与对话格局。在每一个层次，中国都占有重要地位，由此把中国推上世界经济与政治舞台的中央位置。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得以空前地提升，这是此前好几代国人所可望而不可及的！

　　第二个是产业转型机会。产业转型升级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跨越的一步。转型升级需要物质基础，最关键的物质基础包括企业研发能力和创新型人才及相应的人力资本。金融危机导致了发达国家研发资源的大量闲置，高端人才供求态势的变化，为中国产业与企业转型升级创造了机会。

　　第三个是要素供求机会。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衰退，逆转了国际市场上战略性资源尤其是能源、矿产等资源价格的飞涨，促成了价格的回归，这为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引出的巨大要素需求，创造了难得的机会。

　　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经济的最大麻烦，在于延宕了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时日。

　　客观地看，此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中国经济与产业，粗放式扩展已经走到了尽头，亟需转型升级。此前的紧缩型宏观调控政策，正是适应了这一约束而生。紧缩型宏观调控原本在强化中国经济尤其是沿海产业转型升级的约束条件，在遏制房价方面本已获得成效，如若持续下去无疑将促成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型。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颠覆了此前的紧缩型宏观政策，迫使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基调180度大转弯，被迫以“保增长”和“保就业”短期目标代替了此前“促转型”的长期目标。

　　宏观政策的这种调整，虽然对保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稳定世界经济起了关键作用，但无疑也导致了粗放式扩张的回潮，致此前宏观调控促成的转型升级约束功亏一篑。这方面最典型的标志，要属房地产价格的“报复性”反弹了。

　　在金融危机两周年之际，似可大胆预测：工业化大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未来的跌宕起伏变化仍将是“超预期”的；中国经济的变化，则多半是可预期的，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制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立场的变化，而政府政策立场的变化，多半将以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为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