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宁 吴雅茗　报道组　鄢鸣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日本在距杭州只有100余公里的全公亭登陆，浙大决定搬迁。

　　在后来的7年里，竺可桢校长以其惊人的胆略和魄力，带领浙江大学的师生先后迁往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办学，这在历史上被称作“文军长征”。

　　抗战期间各大学的西迁，让东南沿海抗战前线的一些有志青年失去了上学的便利。鉴于这一点，浙江大学刚迁至广西宜山不久，竺可桢校长便毅然决定要在浙东设立浙大分校，以解决当地青年学生的升学问题。

　　1939年2月，竺可桢带领教务长郑晓沧、史地系教授陈训慈离开广西宜山，回到风雨飘摇的浙江商定设立分校的事宜。

　　从龙泉城往东南方向绕几个弯，过不了多久，记者来到了一个叫芳野的小村庄，曾家大屋是这个村子里最醒目的建筑。1939年至1946年间，浙江大学曾在此办学7年。

　　1939年春天，郑晓沧、陈训慈、李絜非、陆子桐受竺可桢校长之托，离开广西宜山，远赴龙泉投入筹校工作。

　　6月，一个名为坊下的小村庄（后更名为芳野）进入了几位教授的视野。坊下距离龙泉县城约3公里，这里四面青山环绕，四季山花烂漫，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战乱的纷扰，是办学的理想场所。

　　选址坊下，还因为坊下村绅士曾水清同意把自己新造的大楼借给浙东分校。曾家大屋由曾水清在民国十年所建，故而得名。

　　当年，教授们看中了刚刚建成的曾家大屋。在向曾水清商谈借楼办学一事时，这位乡绅表现得格外爽快：“先生真的看上这栋楼了？那就借给你们吧！想借几年，就借几年。”

　　曾家大屋建筑面积3026平方米，共两进房子，一进为二层，二进为三层，天井两侧有厢房，大小房间合计为72间。就是在这样一方天地里，容纳了浙江大学龙泉分校的文、理、工、农四个学院150来名学生以及办公室、实验室、医务室、饭堂、学生宿舍等。

　　因而当时有人戏言，浙大龙泉分校为“世界最袖珍大学”。

　　龙泉分校成立后，在《东南日报》等媒体发布招生简章，1939年7月，经过考试，共有150名优秀青年学子成为龙泉分校的第一批学生，其中正取生120名，备取生30名。这些学生均来自东南沿海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南等省份。

　　1939年10月，龙泉分校正式开学，最初设立了文、理、工、农四个学院和先修班，共有教员18人，职工19人。陈训慈为分校的第一任主任。

　　破旧的木质碗柜，掉漆的红色行李箱，简易的桐油灯……曾家大屋天井左侧的厢房内，还放着部分分校学生曾经的生活用品，可以想象，在抗战的特殊条件下，分校师生的生活是何等清苦。

　　由于粮食供给不足，在分校，每餐的饭是定量的，一桌八人一桶饭，菜都是黄豆、青菜、豆腐，很少吃到猪肉，水产更无从问津。同学们都打趣，“午餐是青菜豆腐，晚餐是豆腐青菜”。

　　桐油灯，是当时分校学生学习时使用的唯一照明工具。校友樊延龄回忆：分校没有电灯和自来水，晚上自修，学校配备给每个同学一盏油灯，每月发给一些灯草和桐油或桕油灯，作为照明。看书做习题不仅光线暗淡，而且煤烟很多，次日起床，发现脸上满是煤灰，甚至连鼻孔里面也是墨赤漆黑。

　　浙江文艺出版社前总编夏钦瀚是龙泉分校校友，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龙泉的冬天，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向一些报纸写稿子，晚上太冷，没有取暖设备，一边写稿，一边墨水就冻住了。

　　龙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许多师生至今回忆起在分校学习的一两年，觉得仍是此生最快乐的时光。

　　龙泉分校师资力量雄厚，陈训慈、路季讷、吴浩青、孟宪承、潘渊、戚叔含、董聿茂、夏承焘、孙增光、毛路真、王季思、郭贻诚、孙正容、郭莽西、程学达、季平等，许多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过辉煌业绩的学者都曾在此任教。

　　在龙泉，分校的师生本着“读书不忘救国”的精神，课余时间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当时涌现出了许多知名的进步文艺社团，如芳野剧艺社、春蕾文艺社、文学研究社、天文学习会等等。

　　剧艺社曾演出过《茶花女》、《花溅泪》、《红心草》等名剧。社团还常常利用课余时间，行走数公里，到龙泉县城，为百姓搭台演出。

　　在曾家大屋一楼中堂，保存着一副对联：“以弦以歌，往哲遗归追鹿洞；学书学剑，几生清福到龙泉。”是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中文系教授胡伦清先生在1941年的元旦集会上口颂的。在许多分校师生的眼中，龙泉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因为有宽松的氛围和良好的学习环境，能在这里学习生活几年，的确是享了“几生清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