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虎

　　2009年仲夏，我的一位摄影朋友夏老师去临安天目山一带采风，转到於潜镇一个叫鹤村的偏僻山村，被一座《民族日报》社纪念馆吸引，他在馆内的展厅里发现一块介绍我岳父杨可扬的图版。回上海后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并留下了纪念馆徐馆长的联系电话。

　　我们与爸爸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还不曾听他讲起过这段经历。爸爸也觉得惊喜，时过70年的《民族日报》旧址居然还保存着。尽管如今已96岁，仍欣然答应我们陪他鹤村之行。

　　9月中旬的一天，约上了居住在杭州的张白怀先生（他也是《民族日报》的老报人，小爸爸10岁）一起驱车前往鹤村，重拾历史记忆。

　　《民族日报》社纪念馆位于浙西天目山麓於潜镇鹤村121号，原为何家祠堂。正大门上挂着“《民族日报》社旧址”的匾额。走进大门，左右两侧分别展示着当年报社的工作机构、工作人员名单和《民族日报》概况介绍，平台上摆放着早已锈迹斑斑的当年用于印报的圆墨台和四开印刷机。后厅正梁上挂着张爱萍将军题写的“缅怀先烈振兴中华”横匾，下面是《民族日报》创始人之一，第一任社长王闻识烈士青铜雕像。

　　不用搀扶，一个96，一个86，两位老人迈着坚实的步子，慢慢地跨进纪念馆门坎，尘封了70年的记忆闸门被渐渐打开。

　　1938年，在全国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之际，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主政浙江的黄绍竑省主席想收拾浙江腐败的政治烂摊子，除了全新军事布防外，还急于想办一张报纸。当时中共浙江文委骆耕漠、邵荃麟、葛琴几位负责人都大力支持黄办报。经当时党组织同意，于1938年11月在金华正式开始筹备，决定派王闻识带领一批同志秘密打入《民族日报》，爸爸杨可扬就是其中一位。“民族日报”四个字，就是爸爸（当时叫杨嘉昌）从孙中山先生手迹中收集而成。社址选定在鹤村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它既在前线又不太显眼，既接近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所在地天目山这个浙西政治、军事斗争的前哨，又便于得到中共地下党的指导。

　　《民族日报》1939年1月创刊，爸爸负责美术编辑，还编副刊“老百姓”（后改名为“实生活”），他除了看大量文稿，还不时地配合时政创作漫画和木刻，把副刊办得有声有色。那时物质匮乏，办报条件相当简陋，又没有照相制版设备，版面的报头、插图、采访的速写作品全靠手工先雕刻成版，再与文字一起拼版上机印刷，这种事往往都要连夜加班突击，以不耽误第二天出报。报纸的初创阶段，60多个同志有一半是共产党员，报社职工从社长到工人，不分尊卑、薪俸平等，一个月一律支付20多元生活费。报社地处穷乡僻壤，不仅条件艰苦，更危险的是要与混杂其间的汉奸特务周旋。但是，这样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为了抗日寇，救国难，与狼共舞，毫无畏惧。使《民族日报》成为一支振奋抗敌热情的号角。

　　我们看到爸爸在王闻识塑像前伫立好久，还带着我们向先烈默哀。他告诉我们，王闻识是位热情能干的社长，除了抓全面工作，还亲自靠两条腿，只身千里，赴皖南泾县新四军总部独家采访项英副军长。因报纸的赤色倾向，受到当局注意，报纸的发行量逐渐受到了限制，1940年底，终被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强行下令改组，在编完当天的报纸后，王闻识便带着爸爸等一批已暴露中共党员身份的报人忍痛离开报社。

　　爸爸和张叔叔轻轻抚摸着当年他们用过的印刷机，细细地阅读着曾经与自己在黑云压城、风雨飘摇中一起工作战斗过的同事的照片及介绍，并一一询问着这些同志现在的情况和下落。当知道有19名中共地下党员进步记者被绑架，12名地下党员被日寇、国民党汉奸特务枪杀活埋时，不禁老泪盈眶，感慨万千。

　　在一幅周总理写给第二任社长曹天风的书法前，爸爸又讲起1939年3月，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曾乘夜色秘密来到鹤村，在《民族日报》社会见中共浙西特委领导。第二天，周恩来便发表了著名的抗日形势演讲，他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戚继光抗击倭寇的典故，勉励大家团结抗日，坚决把日寇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

　　离开纪念馆时，雨停了，天也慢慢放晴。大家站在纪念馆门口依依惜别，合影留念。没想到这成了最后诀别。冥冥之中，70年后爸爸回到鹤村，一生事业起步点却成了人生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