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了两本历史书，一本是清末民初改革家梁启超所写的《王安石传》，另一本是当代历史学教授商传所写的《永乐大帝》。王安石失败了，而永乐皇帝取得了胜利。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他们两个人的改革都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官僚体制对变法的抵制最终占了上风。

　　王安石不是一个理论家，他具有在地方政府长期工作的经验，在那个时代，他的改革思路非常超前。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由于缺乏来自皇帝的政治支持以及改革派内部支持不足，他失败了。他对经济理论和形势的认识，以及推行税制改革的思路，远远领先于他所在的时代。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后果，超过过去一般读者之想象。300年后，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放弃改革税制，而采取一种保守性体制，可能与他个人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反思有关。

　　中国历史上的这两次重大改革可与当前在美国和欧洲正在推行的金融监管改革作比较。目前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所作的最好的评价来自理查德·波斯纳教授。他说，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因为当前的政治形势要求国会必须看起来在做些什么事情。尽管这些改革更多是强调执行原有的法律，而不是对法律本身实施必要的变革。在他看来，重组政府管理体制“就应对政府失灵而言是一个受欢迎的反应，因为这些做法是可见的，容易解释，而且对既有的利益结构和官僚体系不会带来太大调整。同时，这些做法也赢得时间，因为没有人会期望这些重组措施会立即见效。”

　　在我看来，今天的金融监管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从本质上说与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和永乐皇帝维新所面临的情况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是不同的。就现代的银行体系而言，存款人是委托人，而银行则是其资产的代理人。随着银行的管理层开始意识到通过自营交易可以盈利颇丰，而且银行自身“太大而不能倒闭”，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委托人的控制，从而可以为所欲为。当银行出现问题时，亏损往往得由政府来埋单；当银行盈利时，银行的管理层却能够通过奖金等获取银行利润中很大的一块份额。此时，政府反而不知道如何在不损害整个经济的同时，来限制这些银行的权力。

　　这造成的结果就是，银行业的院外游说集团能够屡屡得手，沃尔克法则被冲淡了，银行仍然是“太有权势而不能倒闭”。大银行至少知道，如果出现新的金融危机，没有一个政府敢于承担允许最大银行倒闭的风险。不过，近期改革的可取之处是在因为没有有效遏制近期的金融危机而蒙羞的情况下，各个监管机构都开始变得相对之前更加严厉一些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痛苦记忆很快将会消失，而大银行又会蠢蠢欲动，重新来试探自己势力的边界。

　　再次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两次改革。无论是王安石变法，还是永乐改革，都面临着中央政府和官僚体制之间的冲突。王安石变法的一个目的是提高中央政府的税收能力，从而为应付外敌入侵储备资金；但是，地方官僚与当地企业形成了联盟，不愿意上缴太多的税收，而且强烈抵制变法。永乐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永乐大帝作为最高权力所有者具有改革的强烈意愿，同时他不是通过传统的官僚体制来推进改革，而是依靠自己的内阁和宦官来执行。这再次表明，如果缺乏改革的政治意愿，如果改革者缺乏坚定的联盟，那么，所有的改革措施可能最终仅仅停留在纸面，而人民大众并不能看到任何实在的利益。这一点在1000多年以前如此，今天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