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家网站爆出猛料说：“杭州的蔡元培故居卖了1千万元。”一时间引来各方热议。该网站的点击率迅速飙升。笔者曾承担杭州名人名居的调研课题，知道杭城有两座历史建筑与蔡元培有关：一是马岭山房，一是春润庐。那么，这两座历史建筑究竟能不能冠以“蔡元培故居”呢？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推开这两座老建筑的历史之窗吧——

　　马岭山房讲述的故事

　　被那家网站说成是“蔡元培故居”的老别墅，坐落于西湖玉泉景区，原门牌为马岭山5号，现在的门牌是玉泉路1号。别墅的名称叫“马岭山房”，是当年蔡元培先生所取之名。

　　蔡元培的女婿林文铮在1980年9月4日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杭州西湖区马岭山5号是我岳父蔡元培赠给我亡妻蔡威廉的遗产。”蔡威廉是蔡元培的女儿，那么，蔡元培当年究竟是以什么形式赠送这座别墅的呢？这就要从蔡元培的女婿林文铮说起。

　　函约林风眠共赴法国

　　林文铮（1903-1989），广东梅县人。少年时，他与林风眠在同一所中学——省立梅州中学读书。中学毕业以后，林风眠在家乡赋闲；而林文铮却跑到上海去补习英文。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内，林文铮自然能获得不少重要的信息。他曾回忆说：“当时我在上海补习英文，欣逢蔡元培先生提倡青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的号召，立即函约林风眠来沪同去法国。1919年12月28日，我和林风眠在上海乘法国邮船安德列雷奔号赴法，同船者约百余人。1920年1月31日抵马赛港，林风眠和我在枫丹白露中学补习法文，同学约有四五十人，其中有：徐特立、李立三、李富春等。”

　　一年后，林风眠转入法国国立第戎美术学院学习绘画；而林文铮则去了巴黎大学学习西方美术史。在法国留学期间，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刘既漂等人组织了一个美术沙龙——“霍普斯会”。1924年5月21日，这个美术沙龙举办了一个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旅居在法国的蔡元培先生应邀前来主持开幕典礼。

　　在这个展览会上，林风眠杰出的画艺和林文铮出众的文才给蔡元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为蔡元培女婿

　　1927年秋，林文铮、吴大羽、刘既漂学成回国，他们从巴黎乘火车，途经苏联回到北京。先期回国的林风眠则刚辞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职务，便与林文铮等人一起南下来到上海。

　　蔡元培当时正在南京主持“中华民国大学院”（即教育部）的工作，便马上向林风眠、林文铮等人发出了邀请书。到了南京，蔡元培就聘任林风眠为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林文铮为委员兼秘书。

　　1927年12月，林风眠建议在长江之南，设立一所艺术最高学府。蔡元培立即表示同意，马上派林风眠、林文铮等去江南考察国立艺术院院址，最后选定了杭州西湖孤山旁的“哈同花园”。国立艺术院成立后，蔡元培聘林风眠为院长，聘林文铮为教务长兼西洋美术史教授。

　　1928年4月10日，蔡元培偕夫人，由南京来杭州，主持国立艺术院开学典礼，并把他的长女蔡威廉留在了该院。蔡威廉也是学美术（油画）的，擅长于人物肖像画，她便在艺术院担任了西画教授。

　　蔡威廉不仅有才而且漂亮，林文铮虽然早就对她有爱慕之心，却不敢吐露，毕竟一个乡村出来的穷孩子，怎敢高攀名门闺秀！当时，追求蔡威廉的人也不少，但是，蔡威廉却看中了林文铮。她和林文铮一见如故，相识一个月后，两人在林风眠的陪同下去南京面见蔡元培。蔡元培听后大喜，说：“马上订婚！马上订婚！”1928年11月，林文铮与蔡威廉在杭州喜结良缘。蔡元培给了女儿、女婿一笔钱。1934年，林文铮、蔡威廉夫妇便用这笔钱在杭州的马岭山上盖起了自己的别墅。蔡元培为此楼题下了“马岭山房”四字。

　　马岭山房由两座建筑组成，前面一座是平房；后面一座是两层的楼房。总建筑面积为268.07平方米。虽然，林文铮、蔡威廉都是留洋学生，但是，他们所建的马岭山房却是中式结构，房屋的墙体甚至还是用泥土夯筑而成的。

　　被迫离开马岭山房

　　应该说，居住在杭州马岭山房，是林文铮、蔡威廉夫妇最幸福的一段岁月。但是，不久日寇的炮火就打破了他们的幸福生活。1937年，在侵略者的铁蹄临近杭州城时，林文铮、蔡威廉夫妇就随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前生为杭州国立艺术院）的师生离开杭州，撤向西南后方。逃难的路上，贫困就伴随着这对恩爱夫妻。1938年冬天，林文铮、蔡威廉夫妇带着5个孩子历尽艰辛来到昆明，租下了城内的一处破旧民房，安下了家。恰好著名作家沈从文是他们当时的邻居。沈记录下了这对患难夫妻的贫困生活。

　　沈从文的《记蔡威廉女士》作于1939年6月。文中讲到，当时，带着5个孩子的林文铮、蔡威廉夫妇都早已失去了工作。有了身孕的蔡威廉整天忙于繁重的家务。后来，蔡威廉在生第六个孩子时，因产褥热去世。

　　沈从文痛心地指出：“死的直接原因是产褥热，间接原因却是无书教，无收入，怕费用多担负不下，不能住医院生产，终于死去。人死了，剩下一堆画，六个孩子。”蔡威廉去世前曾悲愤地写下“国难！家难！”四个大字。

　　饱经风霜经历苦难

　　林文铮在昆明住了7年，为了养活六个孩子，他花光了家中的积蓄，变卖了家中几乎所有值钱的物品。抗战胜利后，林文铮被聘为北京中法大学教授。1951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法大学解散，他去广州中山大学执教。1953年，林文铮又赴南京大学担任教授。

　　在1957年大鸣大放的岁月中，林文铮在一次会议上，提了几条建议和意见，就此获得了一顶右派“帽子”。不久，林文铮又被投入牢狱，关押了20年时间。

　　服刑期间，监狱的几位负责人，知道林文铮是国内知名学者，因而暗中允许他看书。为了不至于把自己所精通的法文忘记，林文铮自己出钱买来了法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他一边阅读，一边用中文、法文撰写读书笔记。

　　1976年春，林文铮终于跨出了牢狱的大门。出狱后，他来到阔别的杭州，住在小女儿林徵明家中。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为林文铮平反，恢复了名誉，补发了工资 ，还归还了他的马岭山房。1980年，林文铮还当选为杭州市政协委员。

　　重新住进了马岭山房，难免使林文铮回忆起自己当年与蔡威廉在此的美好生活。但是，林文铮的晚年生活并不单单只是回忆，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还是经常出席各种学术研讨会，并曾到厦门大学 、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讲学。

　　20世纪80年代后期，林文铮曾在马岭山房接受过一次记者采访。当时，林文铮正在将法文版的《巴尔扎克全集》翻译为中文，他自信，自己的译本一定会更接近巴氏作品的原貌。采访中，林文铮还向记者透露了自己当年被捕入狱的原因——抗战时避寇云贵，教课之余，与西南联大一些有同好的教师一起研习“黄教”。后来，这段经历竟被认为是参加过“反动道会门”，因此被捕入狱。

　　1989年，饱经磨难的林文铮先生因病在杭州去世，享年87岁。此后，马岭山房主要是由其女儿林徵明一家所居住。

　　可见，马岭山房应该是林文铮、蔡威廉的别墅，讲述的是林文铮和蔡威廉的故事，与蔡元培没有太多的关系，更非蔡元培故居。

　　春润庐记录的足迹

　　春润庐位于西湖葛岭下，大门前挂着的门牌是“北山路54号”。春润庐由前后两幢别墅组成，后一幢的主人是北京大学教授宋春舫，前一幢的主人是金融界人士朱润生。两人各取自己名字中的一字，来命名这处房产。

　　春润庐建于民国初年。由于宋春舫和朱润生都不在杭州工作，所以这处房产长期空置着。

　　蔡元培愤然辞职

　　五四运动后，文化界不少名人一度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到组建一个“好政府”的上面。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10余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组建“好政府”的愿望。

　　不久，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败了奉系的张作霖，抢得了中央政权。在五四运动中，吴佩孚因为有一些支持学生的言论，曾获得“模范军人”、“爱国军人”的称号。一些名人自然也把组建“好政府”的希望寄托在吴佩孚的身上。而此时的吴佩孚，也有拉几个好人进政府的谋划。

　　于是，在1922年的9月19日，便有了王宠惠为首的内阁亮相。阁员有罗文干（财政总长）、汤尔和（教育总长）等。由于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人都是提倡组建“好政府”的人，所以当时的人们都把这届政府称之为“好人内阁”。

　　但是，“好人内阁”只维持了2个多月。由于军阀之间、国会内部等的权力倾轧，“好人内阁”不得不在这年的11月29日宣布下台。而搞垮“好人内阁”的恶毒手法是：抨击“好人内阁”中有“坏人”，诬陷内阁成员罗文干受贿。

　　蔡元培等人曾认为：“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而当“好人”真的出来为政治奋斗后，居然连自己的“好人”名声都难以保全。“好人内阁”获得如此下场，这对当时提倡“好政府主义”的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但是，更使蔡元培气愤的是：卑鄙政客彭允彝为了能让自己进入内阁，居然为黑暗势力出谋划策，将已无罪释放的罗文干再次抓入狱中。对此，蔡元培终于认识到，在这样黑暗的时局，好人是无法从政的。

　　1923年1月17日，也是好人的蔡元培愤而提出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他在《向大总统辞北大校长职呈》中说：“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动，无不呈现于中国。”1月21日，蔡元培又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他决定远离当时的黑暗政治。

　　蔡元培提出辞呈后，马上去天津小住。4月，南下上海、杭州，曾回故乡绍兴。7月20日，蔡元培与夫人周养浩登上了驶往欧洲的轮船。这时的蔡元培希望离黑暗的北洋政府越远越好。

　　蔡元培隐居西湖

　　1926年2月3日，蔡元培夫妇结束了在欧洲为期2年多的旅居生活后回到上海。由于北洋政府始终没有批准蔡元培的辞职请求，所以回国后的蔡元培仍是北大校长。但是，他没有去北京，而是来到杭州西湖，悄悄住进了北大教授宋春舫的春润庐内，远距离观察北京政府。

　　听说蔡元培先生回国了，北大的师生们纷纷行动起来，希望校长蔡元培能早日返校。然而，隐居在杭州春润庐的蔡元培，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在的北京政府要比彭允彝时代还要黑暗。他再次向政府部门提交了辞去北大校长的辞呈。

　　7月8日，怀着对蔡元培深厚感情的北大全体师生给蔡元培发出一封信，信中说：“先生辞职，关系本校存亡。同人今日召集大会，一致议决：即请教育当局切实挽留，并派代表赴沪，面陈一切。”

　　可见，北大的师生当时都以为蔡元培一直住在上海。

　　7月下旬，北京大学果然派出两位代表——谭熙鸿教授和钟观光教授南下。两人经打听后终于弄清了蔡元培在杭州的隐居地。7月22日，谭、钟两教授步入杭州春润庐，与蔡元培作连日长谈。最后，蔡元培答应在后面的暑假期间不再提辞职的事，待病体痊愈后再去北大办理结束校长职务的事宜。

　　在交谈中，谭、钟两教授已明白，这已是蔡元培的最后底线。两人便致信北大，建议是否应先给蔡元培提供回北大的路费。很快，北京大学将500元路费通过浙江兴业银行汇到了春润庐。但是，蔡元培坚决不收，要谭、钟两人将钱带回北大。此举遭到谭、钟的婉拒。8月7日，蔡元培便亲自赶赴浙江兴业银行将500元路费寄回北大。

　　不久，蔡元培的隐居生活被打破。北伐兴师后，浙江省省长夏超于1926年10月15日宣布脱离军阀孙传芳，就任国民革命军18军军长，组成了包括蔡元培等13人在内的省政务委员会。

　　但是，这个委员会成立还不满一周，10月22日，夏超就被孙传芳的部下杀害了。11月14日，蔡元培与董康、褚辅成、许世英等人发起成立了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公开提出：“在这三个省实行民治。”试图用民治的方法来抵御军阀的血腥统治。

　　从主张“好政府”，到实行“不合作”，再到倡导民治，居住在春润庐内的蔡元培开始走上与北洋军阀对抗的道路。

　　12月15日傍晚，孙传芳军杀进杭州，浙江的民治活动顿告破灭。由于孙传芳已对蔡元培发出了通缉令，蔡元培只得离开春润庐，经宁波转象山，乘舟去了福建。

　　1927年2月18日，北伐军攻占杭州。3月，蔡元培回到杭州，继续入住春润庐，并担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的职务。随着北伐战争的军事进展，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不久便离开杭州去了上海。

　　此后，蔡元培也曾多次来杭（包括来杭参加女儿、女婿的婚事），并多次下榻春润庐，但都属逗留，而非居住。

　　显然，春润庐的确留有蔡元培的足迹。不过，蔡元培在春润庐一年左右的居住，能就此给一个“蔡元培故居”的名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