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通讯员 单泠 周炜 记者 王婷 

　　1937年，浙江大学为躲避战事、继续学业，举校西迁。500人的师生队伍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四度迁徙，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湄潭——这便是被后人称为“文军长征”的浙大西迁。

　　办学·克难

　　凌德洪是当年浙大西迁的亲历者。1936年9月，凌德洪进浙大读书，一年后，因抗战爆发，学习中断一年。此后，他赶到广西宜山的浙大续读一年。浙大再迁校至遵义、湄潭后，他转学到西南联大学习至毕业。

　　凌德洪回忆说，在艰难的抗战西迁途中，浙大师生竭力创造条件，坚持上课，往往在迁抵临时校址后，于最短时间内复课，延长学时，定期考试，甚至用取消星期例假、寒假及缩短暑假等办法进行补课。

　　1939年2月5日，敌机18架侵入广西宜山，在浙江大学校舍上空盘旋并投弹118枚，造成惨重损失。浙大师生停课3天进行抢救整理，2月9日复课。

　　在校长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宜山期间，浙大同学的抗日救亡运动得到蓬勃发展。“当时我任学生自治会的组织部长，除进行一般的活动以外，还组织宜山民众夜校，我兼任校长，学员达两百余人。参加教学的同学甚为踊跃，风雨无阻。这一课外社会活动，增进了当地群众对外来大学生的了解，也激发了他们的抗日爱国热情。”

　　浙大迁到贵州遵义后，地处高原，物质条件极差，没有电厂，晚上照明用的是菜油灯和桐油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王国松当时主持电机系，1939年又被指定代理工学院院长。他设法自行发电，建设实验室，实验室泥墙草舍房屋简陋，但其中机械、电机、化工诸实验室一应俱全，能如数开出金工实习、机械工程实验及电工实验，在当时的大学中为数极少。

　　在艰难辗转中坚持办学，不弃不舍，乐观从容，烽火岁月里依然能听到浙大学子琅琅书声。　

　　抗日·救国

　　西迁途中，一些浙大学子满怀悲愤投笔从戎，上前线杀日寇。竺可桢校长以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教导同学：当今临敌之际，年轻人有两种途径可以报国，一是赴前线杀敌，此举需要勇气和胆量，如公孙杵臼所为；一是在校刻苦学习，以后从事建设工作，此举需要毅力与恒心，如程婴所为……

　　浙大西迁，带着一颗颗抗战救国的拳拳之心，走过了硝烟弥漫的烽火岁月。

　　凌德洪至今还珍藏着一本光学书，扉页上题写着“二十八年二月五日校舍被炸后承祺荃同学惠赠”。还是在1939年2月5日的那次轰炸，“我当时与一些同学担任侦察队员，发现9架飞机飞临上空并开始转向，炸弹随即落下，目睹火光一闪，篮球架即腾飞起来。有一枚炸弹穿入地下，没有爆炸，宿舍中一弹，炸去一角。炸后，土木系孙祺荃同学将一本光学书送给我，写在扉页上的文字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暴行，也记录了同学之间同仇敌忾的深厚感情。”

　　现已88岁的幸必达老人曾在浙大求学七年，是浙江大学农经47届老校友，他回忆说，西迁时期，浙大学生的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本着“读书不忘救国”的精神，浙大师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了各种抗日活动。

　　幸必达清晰地记得65年前的那个夜晚，1945年8月14日晚，油印的《浙大日报》散遍了遵义的大街小巷，第一时间传递了抗战胜利的消息。

　　“那天晚上，同学们照例使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到了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大家十分振奋，立刻赶印了一期快报。那一天，大约加印到了400份。”当时的幸必达是一名浙大二年级的学生，他看到师兄师姐们手拿刚刚油印完毕的报纸跑上街头，一边在大街小巷四处分发、张贴，一边高喊着“日本投降啦！”“抗战胜利了！”整座遵义城都沸腾了。

　　幸必达激动地描述着当时的场景：百姓们走上街头，汇入早已欢欣鼓舞的学生洪流之中。兴奋的学生们冲进竺可桢校长的住处，把他抬起来，一路欢呼一路游行。苏步青、蔡金涛等浙大的老师也兴奋地上街，汇入了学生和百姓的队伍彻夜狂欢。而在距离遵义70公里的浙大分部湄潭和大一学生聚居的湄潭县永兴镇，狂欢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老百姓加学生总共三四千人，几乎全部涌上了街头。敲锣打鼓放鞭炮，锅碗瓢盆万乐齐鸣，人们一个劲儿地敲打，跳着、笑着、哭着，几乎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