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华 

　　瑞信证券

　　中国研究主管

　　此次沿海地区工资上升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是一大利好，因为它会带动消费的上升，……被沿海地区淘汰的产业转移到内陆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工资上升对中国消费市场发展的影响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 二是对投入分配的影响。

　　自去年开始，“城镇化”这个话题在官方场合和媒体上被多次提及，也被寄望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城镇化” 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信心源于两方面，首先是城镇化发展将带动另一轮基建投资高潮。以往的基建项目（如工业园区建设、港口、机场和高速公路）以服务工业化为主要目标；而城镇化将带来不同的基建需求（如保障性住房、城市轨道交通、学校和医院的建设等）。其次，当农村居民转化为城镇居民后，他们的消费将随之增加。

　　上述观点不无道理，但问题在于它没有充分考虑与城镇化相关的就业问题，特别是在城镇化的初始阶段。根据大部分发达国家及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而产生的。一般情况下，当生产设施从城市搬迁到离城市较远的地区时，居民会因为工作需要搬去工厂附近居住，这些地方由此变为城镇，亦即城镇化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果”而不是“因”。

　　诚然，如前文所述，城镇化的过程本身会产生一些基建投资需求，这些基建项目本身能创造就业，但资金来源却可能是一个问题。以往，在工业化发展的配套基建项目上，通常是地方政府牵头，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来筹集资金。基于这些项目中不少有稳定收益，它们所产生的现金流可作为还款的一个来源；纵使这些项目不一定能产生收益，政府税收随着工业化过程会上升，这可以作为还款的另一来源。但是城镇化中的基建项目不同，很多项目带有强烈的公益性质，所能产生的现金流相当有限，在拉动政府税收上也不及一般的基建项目。到头来，这些基建项目的融资压力将集中在各级政府头上——而这是不能持久的。

　　另一个关于城镇化的假设是居民消费会随城镇化上升，但这个假设的前提是他们能找到比原来工资更高的工作。否则，改变他们的居民身份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花更多的钱——这个问题在较落后的地区将更为突出。

　　近期，沿海地区工资上涨催生了生产企业迁往内陆的现象，这个趋势或将成为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理想途径，同时生产企业内迁将成为内陆地区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透过这些较“低档”的生产力向内陆转移，将为内陆的城镇化在初始阶段提供大量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因此，把一些在沿海地区可能已经“落后”的生产力，转移到较不发达的内陆地区并非坏事。

　　除了城镇化，工资增长对消费的直接刺激作用相当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城镇居民在2009年时的工资收入为12382元人民币，为2000年的2.8 倍。这一增长看似很快，但远低于同期GDP3.4倍的增长。同期的消费增长速度亦较GDP慢。

　　我们曾做过一个很简单的预测——假定未来几年中，名义GDP的增速为每年11%（8%实际增长+3%通胀）；城镇居民的工资增长比名义GDP增长快2个百分点，即13%；城镇居民非工资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名义GDP同步增长；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那么，中国在2015年的居民总消费水平将达到2009年时的2.3倍，而GDP只增加了1.9倍。以消费率（居民消费与GDP的比例）来计算，2015年时将比2009年增加6.3个百分点。

　　总而言之，此次沿海地区工资上升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是一大利好，因为它会带动消费的上升。考虑地区间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被沿海地区淘汰的产业转移到内陆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这也将成为推动内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