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强

　　平时闲读杂书，每见书中所载学林人物嘉言懿行，爱仿传统的笔记体，辑录整理，总名“学林漫录”，或许可添诸君宴饮清谈之兴会，抑或稍可温故以知新，见微而知著。

　　雷宝华，北洋大学毕业，在大学读矿学。雷尝撰对联：“理直气和，义正词婉；境由心造，事在人为。”雷饮酒，又有语云：“好酒，也是圆的，是和平的，是委婉的。”雷的寓所挂一横幅，上书“胸中常养一分春”。

　　杨振宁1949年以一篇仅13页的论文《核反应》，顺利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几年后成为“氢弹之父”的爱德华·泰勒认为这是他经手的最短的论文，同时也是最好的论文之一。泰勒和发明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的费米都认为博士论文的好坏和长度没有关系。

　　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身高六呎八吋，在肯尼迪总统任上做过美驻印度大使。肯尼迪总统丧礼后白宫的酒会上，加尔布雷斯遇上身高六呎六吋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戴氏对加氏说：“颇出意外，竟然有人比我高！”又问：“我们和比我们矮的人有何分别？”加氏答：“第一，在人群中我们比较容易被认出；第二，我们必须时刻保持端庄正直，因为我们无从隐蔽！”戴氏大为欣赏此回答。

　　一次，几位中日书法家在一起座谈，说简化字不好，表现不出书法之美。林散之听见了，就一声不吭地走到桌前，拿起笔——写了几个简化字，又一声不吭地回到位置上，坐下。几位中日书法家一看他的墨迹，也一声不吭了。几位中日书法家一声不吭地陪伴林散之坐了一个下午，临结束时，大家不约而同纷纷走到桌前，写起了简化字。

　　抗战时，数学家熊庆来接受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之聘，当云南大学校长。云南矿藏丰富，又是“动植物王国”，因此熊首先大力发展云大的采矿冶金和生物学科。当时教育部拟将云大植物系并入西南联大，熊庆来据理力争，不但保留住了植物系，还扩展成为生物系。

　　语言学名家赵元任有一年在杭州游西湖，看见湖上有个木鱼店，进去想买几个小木鱼。就在这个木鱼上敲一敲，那个木鱼上打一打，不多几分钟，就选出来了十几个小木鱼，凑成一套音阶和谐可以演奏的乐器。卖木鱼的人听得睁大了眼睛，可是做了一笔好生意。

　　孙楷第在北师大国文系读书，杨树达教授让孙帮他校勘刘昼的《刘子新论》。杨树达用的是《汉魏丛书》本。藏书大家傅增湘将所珍藏的明代子惠本、吉府二十子本，送与孙楷第。孙以好的本子作为参证，《刘子新论》校勘甚精。杨树达先生对孙的校勘很满意，就对孙说：“你做得很有成绩，自己独立吧，就不算帮我了。”于是，这部稿子就成了孙楷第的第一次治学实践了。

　　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有一天，一位北大毕业生去见蔡先生，不知为了甚么大吵大闹后才离去。第二天他拿着一张求职表格，又去见蔡先生，他申请工作，要蔡先生写封推荐书。蔡先生看看他所填的表格，马上就写推荐书给他。过后，傅斯年去问蔡先生：“昨天他才跟校长大吵大闹，为何今天又肯为他写推荐书？”蔡先生说：“我看他所申请的工作，他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