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教授

　　常修泽

　　也许是因为我正在写《中国第三波转型论》的缘故吧，对迟福林教授主编的《第二次转型》格外关注，阅读也格外细致。我觉得，与他的《第二次改革》相比，《第二次转型》除了在改革政策方面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外，在转型研究上也有创新点。

　　如同空间的GPS定位一样，发展阶段的定位十分重要。中国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阶段，这是作者这些年来提出的新的理论观点。《第二次转型》比较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作者认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伴随着经济实力和社会进步，中国的发展阶段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原来以满足人自身“生存”需要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跨入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正是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特定现实背景出发，结合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作者明确提出“第二次转型”的命题和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不同的，由此采取的发展战略与模式也应该适时做出调整。没有一种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可以普适于任何时期。因此，这一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理论，为研究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作者在开篇中鲜明指出“中国新路标：公平与可持续发展”，颇有韵味。书中指出，中国正处于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期。第一次转型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主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次转型则是以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式。第二次转型实质是“发展方式转型”，就是努力实现中国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在第一次转型伊始，中国面临的最突出矛盾是总量问题，是生产的问题；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这一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当前需要重点解决的是内需不足的突出矛盾，要真正建立起消费大国的体制基础，要在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发展。当然，第一次转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目前尚没有最后完成。

　　作者在《第二次改革》一书中也提出了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但因是侧重研究体制问题，所以对这一问题未展开全面分析。在《第二次转型》中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一个核心问题来深入研究。作者提出，内外环境的变化，使发展方式转型的迫切性不断增强。这个发展方式转型早已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与我们熟悉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相比，发展方式转型有更大的内涵，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如充分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等；二是强调社会公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尤其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作者将“公平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置于“从生产大国走向消费大国”的分析框架下。正如书中分析，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基本路径是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中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克服增长主义的弊端，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重要的在于不再‘为生产而生产’、‘为增长而增长’，而是将增长建立在多数人消费能力提高的基础上”。这里的消费，一方面包含老百姓要“有钱花”（增加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等）、“敢花钱”（加大公共产品供给、稳定百姓消费信心等）；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是意识到消费指的是以人的自身发展为追求目标，是投资于人，形成中国的内生增长动力。这是因为这里的消费侧重关注人的实际需求，更能够体现人的生命和尊严；强调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更能够体现公平发展。这就从“强调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的增长主义，向着“促进人的自身发展”的人本主义的层面提升了。这种消费有着更为丰富、深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