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一直认为“提出办上海世博会的第一人”是郑观应。理由是：郑观应在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中提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

　　显然，我国学术界的研究目光并没有深入到中国近代的报纸。其实，在郑观应之前，中国近代报刊上早已有了关于举办中国博览会、盼望上海世博会等相关报道。

　　一则广告引发热情

　　公元1880年，中国大地上还没有出现过任何形式的博览会。极大多数中国人对博览会还相当陌生，个别人甚至在没有弄明博览会真谛之前，已开列结论，认为举办博览会“人则徒事跋涉，事则大类浮嚣，诚属无理取闹之甚矣”。少许与洋人有所接触的中国商人，则将博览会视同为中国的庙会，认为可以与会博取一些小利。而当时的中国官员甚至连庙会都要严禁，认为是闹事的场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申报》阐述博览会意义、倡导办博览会的文章就显得难能可贵。

　　这年年初，东洋日本派人前来与《申报》接洽，请求刊登有关日本举办博览会的一则广告，广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日本西京旧开设博览会场。今于光绪六年正月念一日起，至五月初一日止，计为期百日。启请四方君子惠然肯来。物则不拘新旧，地则不论遐迩，期踊跃奔赴，以助斯会。”

　　这则广告见报后，《申报》即以此为新闻由头，于当年2月17日，以头版头条形式，刊发1100余字的长篇社评《论博览会有益于地方生意》。

　　该文认为：举办博览会就是很有效的通商举措，只要通商红火就能发展地方经济；举办博览会还能有效开启人的智慧。该文的结论是：举办博览会的益处“不可罄述”，不仅仅只是有益于地方经济。

　　显然，《申报》发布这篇社评的目的，就是盼望中国也能举办推动经济、开启智慧的博览会。尽管《申报》的这篇社评，在今天看来还显得有些幼稚，但已经触到了博览会的真谛，是中国第一代报人探索博览会意义的原始记录。

　　《申报》连发文章盼世博会

　　1881年3月初，一个叫“加葛理”的意大利人在上海放言：“欲在上海兴办一博览大会，召集各国之人，广搜博采，以成巨观。拟于1882年上半年为开会之期。”

　　一个外国人居然要在上海举办“各国之人”都参加的世界博览大会！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都是一个轰动性的大新闻。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报》（又称《字林西报》）首先作了报道，但也提出了疑问：虽然意大利人加葛理有举办博览会的经历，中外商人也乐意襄助其办会，但是，举办“各国之人”都参加的博览会却只有一年的筹备期，显然在时间上太过仓促，“恐人未必见信也”。

　　然而，对于这则“恐人未必见信也”的消息，《申报》却大张旗鼓地为此推出一组主题宣传报道。

　　3月8日，《申报》头版转载《字林报》有关报道。

　　3月9日，《申报》又以头版头条的形式，配发1000余字的长篇社评《论创会》。主要观点如下：

　　一、举办博览会非常有利于招徕生意，上海的商业现状需要博览会。二、仅仅说“招徕生意”，还只是一件小事，“上海为中国通商码头之冠”，上海如果举办博览会，“至者必益多，中国之人得以大广其见识，一新其耳目，则其有裨于华人实非浅鲜”。三、中国如能持续举办博览会，那么，不仅招商局的轮船会跑得飞快，制造局之机器也会越来越多，而且还将具有与西方各国“并驾齐驱”的实力。

　　社评最后说，虽然，加葛理欲举办上海世博会，还只是个想法，但报馆很希望博览会能够办成。显然，《申报》这篇社评完全是为加葛理度身打造的。目的是敦促加葛理不要半途而废。

　　3月11日，《申报》再次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刊发长篇社评《续论博览会》。这篇社评主要剖析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乐观因素：

　　一、中国已派员参加了美国费城世博会（1876年），以及日本的赛会。如今，外国人在中国上海办世博会，中国官商应该会更积极地参加。

　　二、既然加葛理说，西方国家的商人都“乐为襄助”，那么驻华使节也一定会起积极作用，到时外国的展品必将云集上海。

　　三、中国虽然缺少工业产品，但有“商彝周鼎、秦瓦汉砖”等“宝货玩物”不缺，只要上海办起博览会，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展出。

　　显然，这篇社评目的还是为加葛理打气鼓劲。

　　从行文风格看，这两篇社评与1880年2月17日刊发的社评，应该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但是，与前一篇相比，这两篇社评对博览会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阐述，对举办博览会有了更热切的期盼。

　　文章背后的浙江人

　　问世于1872年的《申报》，是外国商人办的华文报纸。这些外国商人，只关心报纸如何赚钱，而将执掌《申报》笔政的重任托付给了中国文人。

　　首位担任《申报》总主笔（即主编）的是浙江杭州人蒋芷湘。蒋的身边还有两位主笔（即副主编）：一是浙江湖州人钱昕伯，一是浙江绍兴人何桂笙。

　　蒋芷湘因参加进士考试，于1875年离开《申报》，钱昕伯升任总主笔，在这个职位上干了20余年，其间因病修养之时，就由何桂笙代理总主笔之职。可见，早期《申报》的宣传报道都与三个浙江籍文人有关。

　　《申报》早期社评的不少内容是：倡导建铁路，造轮船，兴机器，开矿山，办银行等，其中就包括这组倡导办博览会、盼世博会的报道。

　　从时间上看，这组有关博览会的主题宣传报道，是在钱昕伯、何桂笙执掌《申报》笔政期间问世的。然而，由于早期《申报》的长篇社评都不署名，所以，我们也就难以认定《申报》这组博览会社评究竟出于谁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这些以头版头条形式见报的社评，应该反映了总主笔或主笔的前瞻性思索。

　　《申报》是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这组系列报道，普及了博览会的知识，纠正了社会的偏见，为中国日后启动博览会事业作了重要的舆论引导。

　　然而，站在近代中国这艘大船上瞭望的《申报》报人，只是注意到博览会有利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面，而忽视了博览会（尤其是世博会）的举办需要强大国力支撑的另一面。

　　所以，《申报》报人的热切期盼，最后都以失望告终。在《申报》发表了一系列热情洋溢的文章后的5个月，也就是1881年8月25日，《申报》第二版上出现一则简讯，说：“上海拟于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开设博览大会，曾列前报。刻闻此事恐未必成功矣。”

　　出生于1832年的钱昕伯，也算长寿，一直活到了1907年以后。但是终其一生，他也没有看到中国的博览会。

　　其实，展示整个人类文明成果的世界博览会，从英国伦敦（1851年）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彰显主办国的实力和能力。离开了国家的实力和能力，来谈论办世博会，那就只能是一种梦想。

　　回首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历史，直到1910年，中国才有了初具规模的全国性展会——南洋劝业会；直到1929年，才第一次敢于将“博览会”的大名用在了全国性的展会上——西湖博览会。中国真正具备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实力和能力，是在当今的改革开放年代。

　　在上海召开世博会之际，我们要告慰钱昕伯、何桂笙等先行者：延续了129年的上海世博会梦想，如今已经美梦成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