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范长江原名希天，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他生前写过大量出色的新闻报道，特别是　1935年7月，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深入中国西北地区作为期10个月的考察采访，所写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第一次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引起轰动。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该奖项于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范长江的妻子沈谱，是祖籍嘉兴的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之女。所以，范长江可算浙江女婿。老作家袁鹰曾与范长江同事，为本报写来一篇回忆范长江的散文，特以刊登，以飨读者。

　　袁鹰

　　七十年前，我在上海“孤岛”读初中时，从同窗好友李延宁处读到不少进步书籍，最早读到《塞上行》和《中国的西北角》，便以敬佩的心情记住了范长江的名字，在幼稚的心灵萌发过长大以后当一名记者的志趣。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一个不期而遇的机缘，真的跨入新闻界的时候，也曾想过将来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遇到范长江。却没想到仅仅四年以后，就在上海见到了他，而且在他麾下当一名记者。

　　1949年5月27日，在原《申报》馆三楼社长办公室，恽逸群、魏克明等同志带着一支从解放区来的新闻队伍，同原上海地下文委系统负责人陈虞孙、姚溱等率领的上海同志会晤，接管《申报》，创办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恽逸群同志向他们介绍，范长江同志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兼任文管会副主任。一听范长江这三个字，正坐在一旁听他们交谈的我立刻想起十年前读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不禁涌起一阵惊喜，很想立刻就见到这位心仪已久的名记者。可惜他当时还没有来，到6月初才赶到上海就任。

　　上海解放头几天，各路记者云集，有从北平来的，有从山东和苏北来的，还有新华社东总分社和第三野战军总分社的，加上原先在上海的，人数不少。从穿着上来看，华北来的穿着灰色军装，华东来的穿着绿色军装，原在上海的穿西服和旗袍。长江到上海后，决定暂时统一指挥，分工合作，统称为“记者团”。大家白天分头采访，晚上都在原《新闻报》楼上集中写稿，再统一安排，由新华社发总社或者在《解放日报》见报。

　　三四天后一个晚上，我们正在分头紧张地伏案写稿时，长江同志来到大办公室。他同几位负责人打了招呼，便在一张大写字台边坐下，说这几天忙于开会、接管，参加陈军长每天晚上召开的汇报会，因而没有时间同大家见面，表示歉意。接着就一一问大家这几天的工作情况，有什么困难。问解放区来的同志听不听得懂上海话，会不会乘电车，有没有迷过路；问上海的同志对新的工作是否习惯，懂不懂山东话。看到大家都暂时停止写稿，围坐成一圈，便微笑着扫视一巡，讲了大意如下的一段话：

　　同志们有的从解放区来，有的原来在上海。从解放区来的也不是来自同一个地区，有苏北的，有淮南的，有胶东的，还有华北的。在上海的同志，也并不是一个系统。大家原来互相不熟悉，也许从来没有见过面，现在一起来办党报，就成为一个队伍里的同志。同志们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谁都如此，包括我在内。我也有短处，比如我虽然在上海工作过，但也有好几年没有来，对上海就远不如在上海的同志熟悉了。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几方面的同志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才能搞好团结，把工作做好。

　　长江又对解放区来的同志多说了几句话。他说：“你们可能绝大多数是头一次到上海，对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一点不了解，话也听不懂，路也不认识，怎么办呢?只有一条，就是虚心向上海同志请教，不要自以为是。你要是这样，人家就不理你，让你去碰壁。”他向身边一位穿军装的同志问道：“你进上海好几天了，有什么感想?”那位说山东话的同志回答：“不行，什么都不习惯，我们是土包子。”引起一阵亲切的笑声。长江接着说：“土包子不要紧，只要肯学习，不摆老资格，多看多问，用不了多少时候，土包子就变成洋包子了。”

　　采访工作很快上了轨道，“记者团”便停止统一活动，我们《解放日报》的便回到汉口路309号，我分配在政治组。各专业组虽然由采访部主任刘时平统一布置采访工作，但是遇到重大事件、重大行动(例如封闭上海金融投机倒把中心的证券大楼)，社长范长江仍然会亲自过问。

　　8月21日上午，他要我们政治组组长鲁蛮和两位记者到他办公室去，鲁蛮就带了金铿然和我一起去长江的办公室。长江说：“中央财委负责人陈云同志来上海了解上海经济情况，今天下午要举行工商界座谈会，指定报社派党员记者参加。你们两个去的任务，就是仔细记录，回来汇报，不用写新闻。”我们两人下午提前到外滩中国银行楼上，找到靠近讲台的位置，好听清讲话。陈云同志和主持座谈会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都穿便装，准时来到会场。陈云同志详细地讲了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和对上海工商界的希望，请与会人士介绍些情况和目前处境，大家想办法，共同克服暂时困难。他说话亲切随便，对上海经济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工商界对共产党的种种疑虑，了如指掌，分析透彻，博得阵阵热烈的掌声。上海工商界人士从未见过共产党经济方面的高层干部，不禁心悦诚服。会上常常爆发出笑声。我们两人都在上海生活过，能听清陈云同志带着江南口音的话，也听得懂周围几位工商界人士的低声赞叹。有人说：“啊唷，他对上海怎么那么清清爽爽，肚皮里有一本账。”“共产党里有能人，了不起，了不起!”有人知道点陈云的底细：“听说他就是从上海出去的，年轻辰光在商务印书馆当过学徒。”当晚，长江同志仔细听我们两人的汇报，尤其是工商界人士的反应。即使只言片语也很有兴趣，还追问说话人的姓名，我们只能嗫嚅无言以对。他笑笑说，这不怪你们，你们对上海工商界大约也不熟悉，以后注意就是，当记者，不论什么事，新闻要素的五个W都要搞清楚，马虎不得，五个W中，“Who”最重要。我们两人面红耳赤退出社长办公室，都感到今天下午其实并没有完成记者的采访，只不过当了一回未必详尽的记录员而已。

　　长江同志提倡严谨踏实、讲求效率的工作作风，反对飘浮疲沓、拖拖拉拉，更反对自由散漫、吊儿郎当。有一次他要找一位同志谈工作没有找到，事后了解，那位编辑上班时间去看了一场电影。时值酷暑，电影院以“冷气开放”招徕观众，那位同志正好有亲戚从外地来上海看望他，他就陪着亲戚去享受一下冷气了。长江同志在一次全社人员大会上讲到党报人员的组织性、纪律性，顺便就此事讲了一段话。大意是：革命和建设都如同一部大机器，有许许多多不能缺少的部件零件，有成千上万颗螺丝钉，一颗也不能缺少。机器全靠一切零部件有规则地严密配合，才能有效操作，完成生产任务。报社也是一部机器，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部件，一颗螺丝钉。不要看不起一颗小小的螺丝钉，缺了一颗，整个机器就开动不了，甚至出意外事件。大家想一想，如果机器正要开动，却缺少一颗螺丝钉，一查，螺丝钉看电影去了，你们想想，结果会怎么样?长江谈到此处，停顿一下，面色严肃。我们坐在台下，顿时感到心头沉甸甸的。从此，“螺丝钉看电影去了”这句话，就成为报社工作人员相互之间的一个警示，经常会说起它，被大家长久地记住。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长江同志被任命为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1950年初又兼任《人民日报》社长，离开了《解放日报》。我们就再也不能天天见面听他讲话了。1950年8月，我出差去北京，临行时魏克明同志交代，完成出差任务后去看望长江同志，转达《解放日报》编委会同志对他的问候，最好请他介绍点《人民日报》的先进经验。那几天，长江生病在家休息，我去煤渣胡同宿舍时，他正在病床上。他一一问起《解放日报》同事，也谈了些《人民日报》编委会的工作情况，其中有一条我听了觉得新鲜，就是编委会设一名政治秘书，便问“政治秘书负责什么工作?”。他当即在病床上给时任编委会政治秘书的何燕凌同志打了电话，约好时间请他给我详细介绍，又对我说，这只是《人民日报》根据工作需要的做法，仅供参考。

　　两年多以后，我奉命调到《人民日报》工作，长江同志已离开报社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任副秘书长，后来又去主持科委工作。虽然都在北京，十多年中却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也没有再回过报社。但他那高瞻远瞩的创造精神，雷厉风行而又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一直受到大家的敬佩。“文革”中他在河南确山惨死那年，我也正在河南叶县“五七干校”，好几年后才得知噩耗。回想1950年那次去煤渣胡同病床上看望他，竟是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