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稻谷灌浆，瓜果催熟，树蝉初鸣，生机盎然。我们的心如同这个季节一样，永远是酥软温暖的——翻开刚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4卷《冀汸文集》，亦如“七月诗派”那片诗叶新绿依然。

　　今年已93岁高龄的冀老是卓有成就的作家，“七月诗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岁月风霜，他们那一代的作家大多已过世，而我们很庆幸能在冀老有生之年，见证到凝聚着冀老毕生心血和70多年创作成果的沧桑和灿烂。

　　唤起时代的记忆

　　冀老从1935年开始写第一首诗到现在，已经整整73年。73年中，有许多的日子是在战争、颠沛流离、监狱中度过的，许多作品难觅其踪。那些没有发表的原稿，在风风雨雨的年月里，也早已片纸不存。为了编选这本集子，近年来，《冀汸文集》的主编楼奕林请求散居各地的诗友们帮忙，在图书馆、研究机构、编辑部、资料室、旧书店，乃至私人藏书中寻找。值得庆幸的是1955年冀老因“胡风反革命分子”抓进监狱时，几本解放前和解放后出版的诗集和长篇小说作为罪证而保留了下来。1979年胡风案平反，冀老回到浙江省文联。从此冀老又进入了人生的一个创作高峰期，先后出版了3部诗集、两部长篇和两部随笔集。他的儿子陈殷和女儿殷殷又千方百计从全国的各报章杂志上收集到近年父亲发表在上面的作品，楼奕林把这些零星的作品又编成了诗集《长歌不息》和随笔集《望山居如是说》。《冀汸文集》就是这十几部书的汇编本。

　　冀老曾在“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一文中写道：“1955至1980，整整25年，我从35岁到了60岁，这段漫长的岁月，恰恰是人生乐章中的华彩部分。“对于我。它是一片空白，又不是空白——创作上是空白，思维上又不是空白：学会了怎样思考一个民族、国家体制的历史。这是从任何学校、任何老师那儿都学不到的。”在那25年中，他学会了思考，学会了“潜在写作”。

　　70多年后再看自己创作生涯的开始，冀老认为“一二九”运动的斗志精神一直激励着自己创作。“战士和诗人是一个人的两个化身,只有无条件地作为人生的战士,才能成为艺术中有条件的诗人。人生的战士是正直的人、勇敢的人、说真话的人。” 

　　老诗人冀汸在这套成绩斐然、有目共睹的文集中，把自己一生的悲欢离合与成败得失，同时代与世界的风云莫测和阴晴变幻联系起来，熔铸成比铁还坚硬的文字，除给读者提供审美价值外，还留给后人作为知人论世的根据和借鉴。

　　冀汸深信，诗歌的价值在于唤起时代的记忆。“任何一位诗人的声音,都具有他所处时代的独特色彩,后来的读者只有历史地聆听着,才能感受到它们社会学和美学上的意义。”他希望自己每件作品都是时代脉搏的真实写照。 

　　当我问他对自己的这套文集是否满意，他笑着说：“劳动了一辈子，就这么一点东西。”

　　冀老眼里，中国诗歌永远是七月

　　脸上总挂着笑容的冀汸，又瘦了，颊面已有凹陷之感，岁月的沧桑写在脸上。但冀汸天生诗人，一辈子大喜大悲，心地纯洁如孩童，他笑，不是咧嘴，而是哈哈大笑，天生的乐观派。冀老在1947年就写下这样的句子：“我们总要再见的/在这块呼吸过仇恨/也呼吸过爱情的土地上/拥抱/大声笑。”

　　冀老数年前心脏出现问题，冠心病，那时候他已经86岁了，冀老从容地与看望他的人毫不忌讳地谈生死，说死是最不可怕的，凡是人都要死，有什么可惧怕的呢？

　　后来浙江医院为他动手术，往心脏里安装起搏器，后来还要开颅，要引流颅内的积水。86岁的老人要动这么大的手术，真的让人提心吊胆。手术室的门打开，冀汸躺在白色被单里被推了出来，这时候冀汸突然就冲着走廊上的天花板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宏亮而欢快，长时间止不住：“哈哈哈，我又回来了！”一条长长的走廊推完了，他的大笑声还是没有止住。

　　由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牵连，冀老的一叶诗舟在风浪里颠簸了几十年。对这一段岁月冀老有自己简略的描述：“按照进行曲总谱规定的休止符，我中止了歌唱。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那个休止符所代表的时值在任何乐典中都找不出——竟长达25年之久，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因此，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期、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我只能当一名‘喑哑者’，混迹于‘齐喑’的‘万马’之间。”

　　1937年，还是中学生的冀汸，已成为胡风在上海创办的《七月》杂志热心读者。之后，《七月》迁往武汉，他已考入一所师范学校，开始有了创作欲，尝试着一次次投稿。

　　1939年11月，冀汸将刚写完的一首300行长诗《跃动的夜》寄给《七月》。很快，有了回信，信中说:“可以发表，作了一些增删”，信末署名“胡风”。果然，此诗在1940年1月号的《七月》杂志刊出。经胡风增删后，整首诗明朗、乐观的情调更和谐统一了。诗作首次发表后，冀汸感觉甚好，以为找到了诗歌写作成功的捷径。他按此写下去，一首更长的400多行的诗歌《两岸》又一挥而就，他自以为比《跃动的夜》写得更好，迫不及待地立马寄去。接着是难熬的等待或者说期盼。然而，他盼来的却是一盆“冷水”。胡风回信说，此诗“是反现实主义的失败之作”。冀汸后又几经修改，仍无济于事。只有一个章节觉得尚显完整，便将其单独抽出，改诗题为《渡》，刊于《诗垦地》第三辑。这次自我模仿的失败，对冀汸来说，不啻是一帖清醒剂。他认识到诗歌的生命在于创新，重复别人或自己都是一条死胡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风从香港回到桂林。在桂林的青年诗人朱谷忠、米军、彭燕郊等正在筹办一家出版社，得到了胡风的支持，定名为南天出版社。胡风应邀为他们挂帅主编的第一种出版物，即《七月诗丛》第一辑，共11种。胡风写信给邹荻帆，让他找绿原和冀汸，各编一本诗集列入这套诗丛出版。这样，冀汸的第一本诗集《跃动的夜》，于1942年11月由南天出版社初版，作为《七月诗丛》第一辑的一种，印了3000册。这套诗丛还有艾青的《向大地》、胡风的《为祖国而歌》、孙钿的《旗》和田间的《给战斗者》等。

　　上世纪50年代初，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王瑶先生，在大学课堂首次开设现代文学专业，讲课中首次评说《跃动的夜》，说此诗“歌颂劳动和收获的愉快，写出中国在抗战中健壮的生命。诗中有：听/鸡声四野/已经唱出了黎明，对中国的明天寄予了热望。”

　　读者眼中，“七月诗派”永远枝繁叶茂

　　2008年的最后一天，《江南》文学杂志副总编谢鲁渤，又去了浙江医院，探望诗人冀老，给他送去新出版的《诗江南》创刊号样书和稿费，上面有他的4首诗作。老人刚打完点滴，裹在被子里的身体瘦小而单薄，一双眼睛却依旧明亮，目光深邃。

　　在这间病房里，冀老已经住了7年了，临窗的狭窄空间里，一张面壁的小书桌，一把座椅，都是谢鲁渤熟悉的。一个多月前，谢鲁渤来看他，顺便试探性地为《诗江南》组稿，就是坐着这把椅子，在这张书桌上，冀老令人惊讶地打开了他的手提电脑，搜索存放在里面的诗稿，触摸鼠标的手有些颤抖，动作却纹丝不乱，思路清晰地找出了一首题为《坚果》的新作。而这一次，书桌上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摞着一叠书报，放在最上面的，是一份刚出版的《环球时报》。

　　“有太阳的日子，阳光会透过窗户，洒满这方寸之地。这就是我的全部活动范围了。”冀老说，他几乎已经不能够下楼，虽然浙江医院环境很好，满庭树木，也只能从窗户里看看了。“你看，那是樟树，四季常绿呢。”老人甚感欣慰，觉得每天在与生命守望，守望的生命充满诗意：“你向我，我们，你的兄弟们/招手/要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寻觅诗歌……”

　　我去采访的那天下午，躺在病床上的冀老十分虚弱，但是穿衣起坐后，立刻就显出精神了，把《诗江南》拿在手里，找的不是自己的作品，尽管刊物上的作者对他来说，绝大部分都是后辈诗人，是一些陌生的名字，他还是看得很仔细，戴上眼镜，再借助一柄放大镜，从头翻到尾，连版权页都不漏过。

　　同去的冀老儿媳、儿童文学作家张婴音告诉我说，当冀老听说《诗江南》的责任编辑，是一个比自己要小60多岁的年轻人时，表现得格外关切。 “只要有诗的日子，我总是开心无比。”冀老又从桌上拿起浙江女诗人卢文丽前不久出版的《我对美看得太久——西湖印象诗100首》给我看。诗心不论长幼，也许对冀老来说，年龄的距离所体现的是诗歌的延续，诗人之间的对话，是没有距离的。这应该就是他永远萦怀的诗情罢，就像《江南》给冀老设立的专栏名：长歌不已。

　　告别冀老，老人拄着拐杖，执意要送我。在电梯口，握着他的手，没有多少力气，然而他的诗，却充满力量：“有翅膀的/是该追寻彩色的日子/做着海洋的梦的/是该有壮阔的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