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家赚一家。

　　浙江银行业机构独特的高品质现象成就的“浙银品牌”，已成一块金字招牌。

　　上周举行的第二届浙银论坛用数字见证了后金融危机时期“浙银品牌”的“成色”——

　　今年1至4月，全省银行业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49987亿元，同比增长21.3%，贷款余额42832亿元，同比增长26.6%，存贷款余额均居全国第2位；不良贷款率仅1.1%，比2009年末下降0.19个百分点，在全国居领先水平。

　　行百里者半九十。当下，浙江银行业正面临转型发展的新课题。其重点在结构优化，包括信贷结构、组织结构、空间布局结构的优化。

　　“浙银品牌”建设依然在路上。

　　在浙江当行长，容易又不容易

　　今年4月，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兼营业部总经理王百荣悄然飞赴西南履新，出任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行长。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像王百荣这样被总行相中，拔擢为工行省级分行一把手的高管，在浙江工行系统多达七八人。他们有的出任上海、山东、河北省分行行长，有的甚至当上了总行副行长，以致工行浙江省分行在系统内被戏称为专门输送行长的“黄埔军校”。

　　类似的现象并非工行所独有。在省内其他3家国有银行及众多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中，近年来副行级高管出任异地省级分行一把手也屡有所闻。广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行长甚至打破业内惯例，以地方分行行长的身份“上挂”兼任总行副行长。

　　浙江的银行高管为何吃香？答案是业绩出众。

　　浙江银监局局长杨小苹说，浙江银行业有两个现象令全国同业瞩目：一是浙江是目前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机构进驻最齐全的省份；二是无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没有一家机构出现亏损。现在还得加上一条：凡是到浙江来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不仅都赚钱了，而且还赚得盆满钵满，无论是效益或资产质量在本系统均属全国拔尖。

　　统计数据显示，三年来，全省存款余额从2007年末的2.9万亿元增至2009年末的4.5万亿元；贷款余额从2.5万亿元增至3.9万亿元；银行业机构税前利润从2006年的498.9亿元增至770亿元，3项指标均居全国第2位。更令外界惊叹的是，这几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浙江省分行的综合考核，在本系统中都是全国数一数二，10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杭州分行的综合考核，也大多在本系统中处于全国领先，最差的也不出前3名；众多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城商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平均资本利润率、平均资产利润率、平均不良贷款率等主要监管指标均居全国前列。

　　高效益固然喜人，但高资产质量更值得探究。浙江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已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截至2009年末，全省主要商业银行按五级分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不良贷款率仅为1.29%，今年1至4月的不良贷款率更只有1.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此，工行浙江省分行行长徐新桥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商业银行经营的实质就是经营风险，风险掌控能力的高低，最终决定银行能走多远。”

　　一位股份制商业银行行长深有同感：在浙江当行长，既容易又不容易。说容易，是因为浙江的经济底子、法治环境、信用环境、金融生态、监管机制等确实不错；说不容易，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银行机构涌入浙江，同业竞争空前激烈，赚到钱固然不难，但要赚得多、赚得好、赚得稳并非就能信手拈来。

　　融资幸福指数，浙企看高一线

　　6月2日，全省首个中小企业网络融资交易中心——数银在线正式上线。

　　创始人周行方是一个很有想法的IT人，他把这一模式比喻为银行业的“携程”：“数银在线所做的，就是通过与银行的深度合作，建立最便捷的24小时融资超市，帮助用户在海量的产品中匹配最合适的产品，有效解决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的矛盾。”

　　类似的中小企业融资创新在浙江已属常态。浙商银行行长龚方乐说，浙江经济最为人熟知的两大特性，一是民营经济发达，二是中小企业众多，离开了这两块“柱石”，银行信贷即便想“垒大户”都没多少空间。当然，中小企业缺少抵押、担保也是客观存在的共性难题。这就倒逼着银行去想法子、搞创新。可以说，浙江银行业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创新能力在国内是最强的，浙江中小企业融资幸福指数也由此看高一线。

　　创新的因子空前活跃——

　　大银行与小客户不在一个等量级上，信贷机制与流程不相匹配，银行就成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浙江人勤于务实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工行浙江省分行在全省铺设了100家小企业专营机构；农行浙江省分行所辖10家二级分行全部设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221家支行成立了分中心；中行、建行浙江省分行双双导入小企业“信贷工厂”模式，把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纳入“一条龙”流水线作业。浦发、招商、平安等股份制商业银行也纷纷跟进……

　　小企业缺乏抵押与信用担保，银行就着力改变信贷服务模式。浙江人善于变通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资产无论有形、无形，都可拿来向银行抵押，从渔船、出租车营运证到应收账款、仓单，从商标专用权、排污权，再到股权、林权，抵押物花色繁多；信用记录不足或缺失，有抱团增信、网络联保、桥隧模式、小本贷款、租赁贷款等创新模式一解燃眉之急……

　　小机构之于小企业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社区银行应运而生。浙江人勇于开拓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已遍及省内11个市，仅2009年全省105家小额贷款公司就为5万余家中小企业与农户发放贷款551.7亿元。同样，到2009年末，全省已开业的8家村镇银行（不含宁波）存贷款规模也分别达到了33.58亿和29.89亿元，不同程度满足了小企业的微型金融服务需求。

　　创新无止境。在浙银论坛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敏尔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浙江正在谋划打造全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这既是主动对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之举，也是浙江金融业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深度创新的标杆再度竖起。

　　金融集聚区，杭甬一马当先

　　面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片“旌旗猎猎”，身为近邻、且金融生态与上海同为全国最优的浙江显然不会无动于衷。

　　省政府出台的一项规定，折射出浙江对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热切。我省对省内新设立或新引进的金融机构总部，将给予免除房产税等“两税一金”三年的优惠，目的是加快吸引境内外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及其后援服务机构集聚，全力打造金融集聚区。

　　在常人眼里，大树底下不长草，强势推进中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显然是一棵参天大树。然而，在浙江人看来，大树底下好乘凉。“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仅仅依靠一个城市不够。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利用好长三角一体化的力量。”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雪军认为，所谓金融集聚区，本质上就是能够集聚各种金融要素，并且能辐射到周边地区。当这种辐射能力凝结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时，就成为区域金融中心。因此，浙江完全可倚仗自身金融产业发达、金融生态优异等优势，特别是杭州、宁波两地，可率先错位打造次区域金融中心，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互补。

　　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东风，加快金融集聚区的建设已成为杭甬两地的共识。

　　杭州金融集聚区的轮廓日见清晰：举全市之力打造长三角南翼区域金融中心，重点推进“一区两带”的建设，即以钱江新城CBD为主平台的金融核心区，以庆春路、延安路及周边商务区为辅平台的两条金融集聚带，重点吸引境内外各类金融法人机构、大型金融机构省级分支机构、地区总部、上市公司总部，各类投资机构（基金）总部，区域产权交易中心等前来落户。“杭州一方面可承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扩散效应，另一方面又可发挥省会城市的核心作用，对全省金融业发展产生辐射效应。”金雪军表示。

　　相形之下，宁波打造金融集聚区，既要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错位发展，又要避免与杭州同质化竞争。由此，宁波把自身定位在立足长三角、面向海内外、有一定全国影响力的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其集聚指向很明确，即与金融机构直接经营活动相分离、并为其提供服务和支撑的功能模块和业务部门，主要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配套服务。前期包括承接数据单据处理、呼叫中心等中低端业务，中远期则主要吸引电子银行、产品创新研发等中高端业务，旨在打造金融中心的后援系统。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程惠芳表示，无论是杭州，还是宁波，建设金融集聚区、打造区域金融中心，都是借助同处上海腹地的区位优势，分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成果，使自己成为次级金融中心，从而构成不同层次金融中心之间的功能互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