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4日至25日，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高度重视这次对话，两国代表团阵容强大，共40多个部门的近50位负责人参加，包括相当数量的部长级官员和部门负责人。　　

　　中方主要成员有：外交部长杨洁篪、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科技部长万钢、财政部长谢旭人、商务部长陈德铭、卫生部长陈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海关总署署长盛光祖、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王勇、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和中国驻美大使张业遂等，以及来自国防部、工信部、环保部、交通部、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等部委的官员。

　　美方代表团总人数接近200人，是迄今为止由政府和顾问团成员组成的阵容最庞大的访华团组之一，汇集了奥巴马政府中经济、政治、战略等各领域的重要官员。主要成员有：驻华大使洪博培、商务部长骆家辉、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西贝利厄斯、贸易代表柯克、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罗默、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霍尔德伦、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以及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威拉德和美国国防部高官。

　　对话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共同主持。

　　双方在整个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签署了8项合作协议，战略对话取得了２６项具体成果，经济对话达成了5方面重要内容。

　　慎言对抗 立意超越对抗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指出，中美关系极其复杂，合作的机会很多，发生摩擦与冲突的“高危点”也很多，所以很多时候是“态度决定一切”。此次对话，美国方面高调参与的姿态值得肯定，表现出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

　　金灿荣说，相较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美关系的底子还是好的。当时美苏两国意识形态对抗和全球争霸的色彩很浓，两国之间经济与人员往来很少。而目前的中美关系也很复杂，存在矛盾的领域很多，这就要求双方的对话要有一种战略高度和超越意识，不能在具体的问题上着力过多，以免影响双边关系的大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傅梦孜研究员也指出，以前每到选举年，美国政府就习惯于对中方进行指责，来缓解国内的政治压力。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奥巴马虽然推动医改方案过关，经济复苏势头强劲，但支持率却持续走低。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还能在一种合作的氛围下讨论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表明中美关系的基础较以前更为坚实，战略对话更为名副其实。

　　不是谈判 氛围引导谈判

　　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派出了约200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几乎涵盖了美国政府所有部门。参加对话的两国部级以上官员就不在少数。这样的对话，无论在规格还是规模上，在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中美关系史上没有先例的。

　　然而，金灿荣指出，虽然对话可能会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但对话本身并不是一个谈判的机制，而是一个表达关切和表明立场的场合，或者说是一个发牢骚和听牢骚的场合。现在中美关系的内容十分丰富，出现问题不足为怪，两国要逐渐习惯在争吵中前行，而对话的过程也是一个增进战略互信、控制关系波动、拓展合作范围的过程。

　　傅梦孜也认为，战略对话就事关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展开深入的沟通，更多地在于管控双方的分歧，避免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目前中美各部门之间的磋商机制达到60多个，许多具体问题并不一定非得拿到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机制中来，但对话的氛围和对话中传递出的信息可以为具体问题的谈判创造条件。

　　直面分歧 合作替代分歧

　　在经历了年初的种种波折后，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再次坐在一起深度互动，这本身就足以让外界瞩目。而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所取得的成果，更让人看到中美未来在诸多领域的广阔合作前景。

　　２５日下午，在召开全体会暨总结性会谈后，中美双方发布了能源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介绍了本轮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所取得的成果。双方在整个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签署了8项合作协议，涉及能源、环保、核能利用、融资、贸易等多个领域。

　　其中，战略对话取得了２６项具体成果，既包括近期马上要付诸实施的一些具体合作项目，也包括一些长期性、战略性的长远合作目标。中美人文交流也迈出关键一步，双方宣布启动一系列人文交流项目。

　　在盖特纳期待美中“风雨同舟”时，如何穿越风雨，依然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本轮对话中，中美双方就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许多问题开诚布公，坦诚相见。“没能在每一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戴秉国和克林顿都并不讳言双方间存在的分歧。而事实上，这些分歧恰恰凸显了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平台作为双方对话、交流、沟通渠道的价值和意义。

　　双边对话 影响超出双边

　　这次中美经济对话一共讨论了四个议题：促进强劲的经济复苏和更加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其中，除了第二项之外，均为超越双边关系范畴的议题。尤其是中美两国评估世界经济形势的最新发展，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是破天荒头一遭。而在战略对话部分，伊朗核问题、“天安”号事件、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反恐等问题均具有地区与全球性质。

　　“虽是双边对话，但影响却超出了双边。”傅梦孜指出，中美两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金灿荣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继续显现，全球性问题突出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保持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这是两国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