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苏靖 

　　镇级市、小城市、中心镇……随着一个个新名词见诸报端，人们注意到：浙江一些镇长的权力变大了。在“扩权强县”中尝到甜头的浙江，正悄悄地进行着又一个创举——强镇扩权。

　　“放”出更大活力

　　这几天，余姚永生旅游用品公司正在为新上马的帐篷生产线忙碌。原以为这个投资项目到市里花两天时间才批得下来，没想到直接在泗门镇只用了10多分钟就搞定了。

　　余姚泗门、慈溪观海卫、奉化溪口、宁海西店、象山石浦、鄞州集士港、江北慈城的干部，已逐渐熟悉了一个新词——“强镇”。

　　宁波启动的卫星城市试点改革，200多项审批权力下放、1000多项执法权力下移，让这些镇干部手中的“权力”不一样了。原来只能由上一级主管部门定夺的环保、村民违规建房、安全生产、食品卫生等事项，现在镇里就能处理了。一些投资项目的行政审批，镇里也有权审批了。

　　经过几轮“扩权强县”，浙江的县域经济实力大增。向强镇放权，将进一步做大做强中心镇。专家们普遍认为，“放权”后，这些强镇连接农村与城市的功能将更加突出，使城市经济有了延伸平台，农村经济有了转型升级的平台。

　　3年前，绍兴县在全国率先实行强镇扩权试点，将投资项目的核准、备案，建筑工程许可证核发等职权下放到杨汛桥等5个乡镇，赋予这些乡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与相对独立的财权，区域范围内的土地出让净收益全部返还。事实上，这些镇的人均GDP已超过了1万美元，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企业实力、财政实力，都不亚于一些城市。今年，包括强镇扩权在内的中心镇建设工作，已经被绍兴市列入对县（市、区）新农村建设考核内容。

　　而在温岭泽国、大溪、松门3个省级中心镇，“放权”的效果十分明显。因为加大了在财政、土地、融资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尽管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区域经济仍然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

　　浙江大学博导陈国权认为，这些新的探索表明，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浙江，开始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向纵深突破。

　　改出新的体制

　　不久前，我省50名中心镇的党委书记，在省委党校完成了一个月的专题学习，对中心镇的明天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但是，他们也期待着突破更多的现实“瓶颈”——城市建设，土地和资金从哪里来？农民进城，教育、医疗服务如何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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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的是，在今年4月举办的一场“中心镇改革与发展”政策沙龙上，来自国家部委和院校的专家也认为，推进中心镇建设，抓住了转型发展的“牛鼻子”。而当前中心镇在硬件、软件方面仍然滞后，比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欠账多，责权不对等现象严重。

　　最近，省发改委副主任姚作汀告诉记者，镇委书记和专家的期盼，说明培育中心镇必须在体制改革上取得新突破。

　　据介绍，目前，全省11个市和三分之二的县（市）已经出台了扶持中心镇发展的政策措施，6个市设立了专项扶持资金，积极推进中心镇扩权强镇改革试点。在此基础上，今年我省把深入实施中心镇培育工程、制定出台加快中心镇转型升级的政策意见、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等，列为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按照设想，将着力推进中心镇在户籍、就业保障、土地、金融、投融资、财政、行政管理等方面的体制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心镇扩权改革，按照“依法放权、高效便民、分类指导、权责一致”的原则，通过委托、交办、延伸机构等方式，赋予进入小城市培育的中心镇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其他中心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并探索开展中心镇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一些动作快的中心镇已经开始提前规划。据了解，绍兴的12个中心镇都已经编制完成了城镇规划。尝过扩权强县“头口水”的义乌，已将市级层面14个部门的57项行政管理权限下放给镇（街），扩大镇（街）规划、财政、用地自主权。在基础较好的佛堂镇，拟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佛堂大队集中行使19个部门的2163项行政执法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