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不仅是糊口，更要“体面”

　　浙江省劳科院院长陈诗达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最关心的并非福利保障，而是稳定的就业。尤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打工不仅是糊口，更要“体面”。

　　“体面”包括相对较高的收入，以及较好的工作条件等。陈诗达说：“联合国世界劳工组织多年来一直提倡体面就业，要有尊严。”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曾对宁波农民工做过一个生存状态调查，从居住区内是否有足够的饮用水、卫生设施、安全的租约、稳固的房屋、足够的住房面积等五项指标着手，发现人均居住面积、卫生设施和住房使用权等方面达不到有关国际标准，但在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和住房质量方面则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一个背景是，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10年来一直在下降。国家信息中心课题组最新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在1995 至2006 年间从59 %逐年下降到47%，2007年则是45%，继续下降。

　　而在OECD（经合组织）国家，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1978年到2008年，大部分国家基本上都在60%以上，有时高达90%。

　　廉价的用工已经很难吸引到农民工。在下沙的职介所里，大批年轻工人转来转去，1500元左右月工资的工作，招聘广告里到处都是，但他们基本上不会留步。

　　崔文伟之所以接受了1500元的月薪，是因为那家公司是8小时工作制，而在一般企业，每天工作12小时很常见。工作时间长、待遇低的企业，被农民工普遍抛弃。

　　“每月至少1800元的收入，他们才能存点钱。” 横店集团联宜电机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晓华说，去年以来，通货膨胀趋势很明显，工资不涨相当于在下降，这个成本农民工也要算的。

　　因为公司去年收益不错，加上许晓华预见到春节后工资肯定要增长，便将普通工人也纳入公司的年终奖励体系，从上到下，每个层级的员工都得到了加薪。

　　来自江西婺源的一线员工戴喜元，年收入比上一年增长了1万元。今年春节回家时，他发现，很多同村在外打工的人都在说打工工资太低，第二年不想再去原单位。

　　即使加薪了，有两个小孩的他也感到了生活的压力。2008年，全家花费1万元出头，2009年则花费1.5万元。

　　为了安定人心，联宜电机给每个层级的员工都列出了预期收入，“让大家有安全感”。

　　事实上，除了加薪，现在的农民工对一个公平的打工、生活环境有着诸多的梦想。

　　在一家媒体对农民工的调查——“你对所在城市有哪些希望？”的回答中，按照选择次数多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农民工的诉求和愿景：多挣钱寄回家；孩子有学上、学习开支最好能跟在农村老家差不多，不受冷遇；有社会保障和看病保障；有休息日和节假日；有实用技术图书看，提高城市生活的本领；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有城市户口。

　　显然，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是所有农民工背井离乡、在城市打拼的最终向往。

　　新老农民工的收支账本

　　徐文财是一名老农民工，1994年，18岁的徐文财从老家来到杭州一家服装厂打工。没有任何福利，包括加班工资在内，第一年月薪500多元，第二年1000元。

　　那时，徐文财花费很少，每月房租只有30元，加上吃饭、交通、电话等费用，每月一两百块就够花了。打工第二年，他一个月可以存800多元，相当于老家一个小学老师的月工资。

　　现在，他作为有技术、正当壮年的熟练工人，每月可以拿到2000元工资。但是，每月房租400元，吃饭300多元，还有煤气费、手机费、买衣服的费用，每月顶多也就剩800元。而现在的800元能够买到的东西，和16年前根本无法相比。“存下来的钱和以前差不多，能买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

　　其实，月薪2000的工资标准，徐文财在2000年已经达到了，但近10年来没有增长。

　　如果是一般普工的话，现在月薪大概在1500元左右。即使忽略购买力，名义收益也大不如以前。

　　2010年寒假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团委和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在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1595名新生代农民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2009年家庭平均收入为34050元，平均月收入1728元，低收入工作已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

　　但是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寄回老家的钱平均每人5779元，仅占年收入的27.9%，也就是说，他们的月盈余只有480元，还不如16年前的徐文财多。

　　徐文财的工友崔文伟来自江苏苏北地区，生于1988年。2004年初中毕业后，因为还有个妹妹在上学，家里付不起学费，崔文伟只好到杭州打工。

　　当时他每月能拿1100元工资，省吃俭用1年，除了还掉家里的2000元债务外，还存下2000元作为学费，回到老家去读中专。

　　只读了一个学期，学费没有了来源。2006年，他只好中断学业，再次回到杭州打工。

　　现在他在浙江大学附属的一家企业打工，因为没有技术，只能做普工，月薪1500元。他现在最大的花费也是房租，大约300元，“吃喝、零用、买衣服，基本上没剩多少。”

　　徐文财说，他这一代农民工，基本上已经成家，即使有余钱也都养家了。刚出来打工的这一代人的境遇远不及他们当年，全都是“月光族”，压力更大。“家里有条件、有点办法的，肯定不出来了。在家里做点小生意，成本低，和在外面打工收入差不了多少。”

　　2000名工人来了又走了

　　本来已经确定下岗的刘巧合不但没有下岗，反而干了至少两三人的活。

　　刘巧合是杭州一家大型沙发厂的工人。去年下半年，厂家确认了一批下岗工人的名单，其中就有她这样的普工。为了保护技术工人不流失，厂家决定让普工离开，让技工干以前普工的活。

　　但这个决定遭到了技工的抗议，他们宁可辞职也不干普工的活，于是有个别普工留了下来。但她们实际上没有多少活干，因为订单很少了。

　　这样的时间不到三个月，到去年底，活突然多了起来，她们不得不加班加点。由于走了很多工人，她们的工作量比以前增加了很多。

　　到了今年，厂里一下子招了两千名年轻的农民工，刘巧合想这下子可以缓口气了。

　　结果，那些工人因为待遇太低，不到几天就走得所剩无几，在车间里干活的还是那些老面孔。

　　现在，刘巧合他们的待遇虽然有所提高，但工作量也增加了很多。

　　很多企业今年经历了像上述沙发厂这样的困境。时至今日，虽然早已过了招工期，但走在义乌等地的厂区，招工启事依然挂在很多工厂的门口。

　　就连位于衢州这个农民工输出地的浙江腾辉科技有限公司，也感受到了用工荒。为了解决人力不足，公司改进了生产线，将原先需要三个人干的活并作两个人的。公司新建的员工公寓本来设计每间住4人，实际上都住2人。每间公寓里都有空调、电视机和卫生间，但还是招不到人。

　　在企业看来，年初的用工荒其实并没有结束，只不过被各种方法“消化”了。最可能的当然一方面提高工人待遇，另一方面加大工作强度；其次是企业改进生产流程，尽可能地用机器代替了人工劳动。

　　年初的用工荒似乎就这样慢慢被人遗忘了，但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收入问题，并未随着用工荒的缓解而得到解决。

　　五一节就要到了，它是劳动者的节日，自然也属于千百万农民工兄弟。

　　2010年初，用工荒不期而至，让许多企业真切地感受到了“劳动”的价值。现在，用工荒似乎慢慢被人淡忘了，但农民工的就业、收入、生活真实状况如何？有没有得到改善？他们对企业、对城市，乃至对自己，到底有哪些诉求和渴望？节前，我们就此做了调查和采访。

　　体面劳动：农民工新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