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芝（香港岭南大学）：位于印度西南角的喀拉拉邦，论贫穷程度居世界前列，十多年前比全球排第十的穷国更穷，人均收入比印度平均水平低。但是，它却有非常宝贵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

　　1956年，印度三个西南地区合并成为喀拉拉邦，全邦说同一语言——马拉亚拉姆语，是山地语的意思。喀邦人口3300万，农村人口占80%，有990个乡，人口密度在全国排第二，每平方公里有750人。一个惊人的数字：全邦有9000多间图书馆，12000多间阅览室。其中，隶属于喀拉拉图书馆议会的图书馆有5000多间。这就是说，每个乡大约有人口25000人，图书馆8间，阅览室10间。单是乡村图书馆的数字，已羡煞国内的友人。而今日的定州市，是县级市，人口120万。坐出租车去市图书馆，司机不知道图书馆位置。馆内冷冷清清，藏书不到三万册，每年购书刊经费3000元，十多年来未添置一本新书，只订阅一些报刊，每周借出的图书仅十来册。据说，国内不少县市公共图书馆情况相若。

　　钱理群（北京大学）：乡村学校虽然简陋，但是外在诱惑少，反而有可能直逼“教育之心”，让学校更像个学校。在乡村的基层学校，可以寻找那些有理想、有追求或不满现状、竭力寻求出路的校长与老师，唤醒他们的生命意识和教育天职，特别是让老师在阅读里找到尊严和安身立命之地。

　　王晓明（上海大学）：我在L县时，曾去看过中学的教室和宿舍，路边的商铺，同事的亲戚家，我都有机会从容地了解学生日常看些什么书。在L家湾附近一个村庄的兽医站里，主人见我对放在柜台上的课本发生兴趣，就进里屋又捧出一叠来：“这也是我儿子的”。不用说，所有这些场合，我看见的全是课本和教辅书，唯一的两本非教材书，一本是《红楼梦》(就放在那个兽医站的一叠书的最上面)，另一本是当代作家路遥的《人生》，封面上都清楚地印着：“教育部推荐中学生阅读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