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静 

　　这几天，有关学术不端的新闻又如连珠炮袭来。网友戏称：论文抄袭“没有最牛，只有更牛”。

　　3月21日，西安交大“6位老教授连续两年举报长江学者李连生造假事件”在央视曝光后，校方终于“及时”作出处理；今年2月曝出的湖南两位教授论文抄袭北大教材一事风波依然难了，两位教授所在的高校仍在扯皮、推卸责任，造假者逍遥至今；3月24日，中国青年报又曝出“史上最牛的连环抄袭门”， 指一篇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医学论文，10多年来被16个单位25人进行6轮连环抄袭，令人叹为观止。

　　被曝光的学术造假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据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2009年论文买卖市场的“销售额”接近10亿，是2007年的5倍。用反剽窃软件查询，2007年的样本数据中，72%的文章是全文抄袭，24%的论文为部分抄袭，只有4%的文章不存在抄袭。另一项调查显示，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者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承认有过剽窃、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

　　论文抄袭人人喊打，但为什么抄袭者“前赴后继”？有人把这归结为利益驱使，有人说是道德缺失——还是一位高校老师说得实在：“学术论文、成果越多，就意味着职称和职务的晋升；学校因为要获得更多的奖项和荣誉，对学术造假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与此相类似的是，“连环抄袭门”中那位被抄袭的医生尽管不认同抄袭者的做法，但仍然对这些同行表示理解。她说：“身在局中，就只能遵守现有的规则。”

　　她的话我是这样理解的：利益驱使只是一方面，以论文来考评临床医生晋职的现行考评制度是另一方面——强扭之下结苦果，不合理的体制产生“论文桎梏”，也把那些抄袭者逼上了抄袭路——无论文处“造”论文，很难，有时比登珠峰还难！

　　要求个人自我约束固然没错，但如果一种不良现象泛滥成“无奈的常态”，那就该思考体制的问题了。只有良善的制度，才可能塑造和引领学术界及研究者群体的良善。官本位的科研体制和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评估机制已经引起了诸多非议。只有不唯“论文挂帅”，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考评标准，并建立起监督和处罚机制，才有可能有效地关上层出不穷的“学术造假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