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我们走进三位读书人的书房，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香港和台北。我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得到的答案不尽相同，但又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比如，他们的书房都不单纯是一个放书、读书的地方。熊教授更多的是在其中沉思，张大春和止庵的书房里都放置了他们喜爱的物件，而更无疑的是，他们享受着阅读的乐趣，阅读对于他们不是负担，不是家庭作业，而发自内心的需要。

　　熊教授引用了文天祥《正气歌》中的一句：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读书的房间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其中读书的人，正如熊教授所言，书房中的美景就是胸中山水。

　　张大春小说家。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任教于辅仁大学。八十年代以来，评家、读者们跟着张大春走过《将军碑》的早期惊艳，一路到他紧追新闻、以文字颠覆政治的新闻写作系列、为武侠开创新局的五十七万字巨作《城邦暴力团》，甚至是令学界瞩目的创作者文论《小说稗类》。

　　1.您读书是有目的多还是无目的多？或者，这两者各占多大比重？

　　无目的的阅读占绝大的比重。

　　2.在您的书房有您特别珍贵的一册或者一套书吗？如果有，能说说原因吗？

　　没有特别珍贵的，倒是有特别贵的──《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以及《笔记小说大观》一套。

　　3.如果在家的话，您在书房待的时间比例有多高？

　　每天六到七小时从事跟写有关的工作是在书房里，但是纯粹的阅读不在书房里。

　　4.书越买越多，有些书可能再也不会去翻开，您怎么看待藏书的动机？

　　《逛书架》出版之后，我反而吓了一跳，觉得那本很精美的书上所印出来的书房不该是我这样一个人生活重心的样貌，那样反而显露的是另一种贪婪和夸炫。我从此反而尽量不藏书了，尽量把书捐出去。

　　5.您觉得一个房间被称作书房，除了有书，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如果生活里随手有书可读，书房可以不必单独存在。既然有了书房，笔墨似不可少。

　　但是我宁可等家人吃过饭之后在大餐桌上写字，那就宽敞得多，而不必另外扩充书房的面积。

　　6.您最近在读什么书？您现在最想读但还没有读到的是什么书？

　　刚才在读的书是李家煌的《佛日楼诗》，现在最想读的是一部已经读过可是很长时间没有机会重读的《蒙求注释》。

　　止庵书评家、编辑。出版有《樗下随笔》、《如面谈》、《俯仰集》、《樗下读庄》、《六丑笔记》、《画廊故事》等数十种著作，并校订主编了《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周作人自编文集》（三十六种）、《苦雨斋译丛》（十六种）、《废名文集》、《张爱玲文集》等。

　　1.您读书是有目的多还是无目的多？或者，这两者各占多大比重？

　　我读书都是有目的的，但不是实用性的目的，而是先搞清楚哪本书好，值得一读，才去读它。读就一定读完，乃至一读再读。我曾说：“开卷有益，要在简择；果有获益，不算白看。”

　　2.在您的书房有您特别珍贵的一册或者一套书吗？如果有，能说说原因吗？

　　我家里没有善本、孤本，不过有的书有“故事”，不妨一说。譬如我有一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契诃夫文集》，共十六册，第一册一九八○年六月出版，定价一元七角五分，印数三万；最后一册一九九九年七月出版，定价二十六元八角，印数两千。十九年里，有的年头出一本两本，有的年头根本不出，没有什么规律，我必须常去书店“守株待兔”。北京又没有一家书店一以贯之地卖这书，有几册根本没在北京上市。我每到上海出差，都要去铜仁路的出版社发行部看看，出了新的没有。这么些年，我居然给买齐了。

　　3.如果在家的话，您在书房待的时间比例有多高？

　　白天吃饭时间外，我都在书房看书，偶尔写点东西。晚上则在母亲家陪她看DVD。

　　4.书越买越多，有些书可能再也不会去翻开，您怎么看待藏书的动机？

　　我买书是要看的，至少是有看的可能性。我去书店，认定有的书这辈子根本不会看了，就不买了。我不是藏书家，从不考虑我的书值多少钱。前些时我说，自己买书，受赠书，赠人书，但不卖书。

　　5.您觉得一个房间被称作书房，除了有书，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过去我写过一篇《我的书房》，说：“提到书房，除了单独一个空间外，还要有内容物，譬如书桌、椅子，再就是书柜，多少不计。”这些东西，又总得布置一下。我的书房墙上挂了幅水粉画，是去年秋天在日本买的，画的小樽运河风景，附了一张名片：“藤田勇一　小樽美术协会会员”。

　　6.您最近在读什么书？您现在最想读但还没有读到的是什么书？

　　前不久买了一套上海沦陷时期的月刊《杂志》，全数三十七期，打算通读一遍。我想读而没有读到的书有很多，包括张爱玲的The Fall of Pagoda（《雷峰塔》）、The Book of Change（《易经》），还有她和宋淇夫妇的通信，不过都还没有出版呢。有朋友要我写《张爱玲传》，将来读过这些，大概可以动笔了。

　　熊秉真2009年7月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熊教授为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博士，专研妇孺医疗史、性别及家庭关系史、中国和欧洲近代（近代早期）社会文化史，出版超过二十部编撰书籍，于中英文国际期刊发表过七十篇文章，会议论文过百篇。专著有：《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安恙：中国近世儿童的疾病与健康》等。

　　1.您读书是有目的多还是无目的多？或者，这两者各占多大比重？

　　与大多数人一样，当读书变成一种习惯，总有一些是有目的，有一些是无目的的。工作以后，作为一个都市现代人，总是需要认识、了解许多超过工作与角色所需要的事、物。我从20多岁起，每天早上与下午会留一两个小时，浏览与专业不相关的书籍。我从报纸、网络等去了解各类书籍，列出清单，借来或买来看，发觉有意思的地方就会做笔记或整理成文件。经过多年日积月累，这种阅读习惯究竟是有目的的还是无目的的，很难判定。举一个例子，大约在十五年前，我读到过一本书，描述在智利的垃圾坑中小孩如何捡食求生；前段时间智利发生地震，灾情严重。十几年前读到的书，对于我了解智利，就成为有用的讯息，可是却无法判断这种阅读是有目的还是无目的的。

　　有目的、无目的的问题，是报社代读者问的，代表了功能社会中，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大家常有的关怀。我可以了解这种关怀，但我衷心希望大家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游走于有目的与无目的之间，享受阅读的乐趣。

　　2.在您的书房有您特别珍贵的一册或者一套书吗？如果有，能说说原因吗？

　　我的书房中，有我收藏的古籍善本，有我亲笔撰写、已经印成书册的论文手稿，但最珍贵的，其实不是书，而是一些物品，例如孩子小时候的画稿，朋友从远方寄来的卡片、照片，做考察时带回来的纪念品。这些物品，在我看来，都是可阅读的书籍，每一次我端详它们，好像翻开一页页厚重的书册，万遍不厌。它们蕴含的讯息，比书册更为丰富与有趣。

　　3.如果在家的话，您在书房中待的时间比例有多高？

　　其实比例不高。因工作繁忙，我在家待的时间非常短。但是，阅读也并非必须在书房中进行。我在书房的时候多半为深夜，任何灯光都无法帮助我阅读，书房成为我沉思与眺望的地方。因此，现在我在书房中待的时间，不论以小时或以比例计算，都是不高的。

　　4.书越买越多，有些书可能再也不会去翻开，您怎么看待藏书的动机？

　　我从大学开始就经常逛旧书店，也与所有爱书的朋友一样，觊觎一切的书籍，直到没有钱买书、搬不动为止。我常跟身边的朋友说：“所有的书都是留待退休以后去阅读的。”朋友则说：那你要有很长的退休时间。”的确如此。现在社会，在健康的状态下，有些人可以有20到30年以上的退休时间。我不敢说我在藏书，但我希望，如果幸运的话，生命会给我留一些时间，去享用这些捡拾来的书籍。

　　5.您觉得一个房间被称作书房，除了有书，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从我刚刚的回答中，大家也知道，书房对我来说，是一个工作室，正如弗吉尼亚·吴尔夫所说的“A Room of One’s Own”，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贝聿铭在完成美国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廊的设计时曾说，这是一个让大家存在、驻足的空间。在功能上来说，这个建筑是艺术馆，但是从结构上来说，是一个存在的空间以及一种存在的方式。书房对我也是如此。

　　我对于书房的要求是，我置身其中，希望被我所喜爱、珍惜的东西环绕，这些珍贵物品包括，我去南美洲带回的手刻葫芦，葫芦上刻有这个村落的故事；我在各地奋斗的朋友捎来的礼物与祝福；我郊游、爬山带回来捡来的松果，大自然的纪念品等等。

　　这些可以被展读的物品，它们所代表的生命，与书的生命一样，不断释放各种讯息与情景，满足、鼓舞、安慰所需要的人。“风檐展书读”，即使学生时期蜗居在地下室，或只有一个窘迫的小房间，书房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存在的空间，而书房中的美景是胸中山水。

　　6.您最近在读什么书？您现在最想读但还没有读到的是什么书？

　　我有很多想读而没有读到的书。最近正在读的，是我的粤语语法教材。我在台湾长大，会闽南话。现在来香港工作，又可以学习一种南方方言。上天对我很眷顾，让我在六十岁以前，还有机会学一种语言，开拓新的奥秘天地。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学习更多的语言。

　　在阅读时，我希望有音乐相伴。我现在在听一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粤语的流行歌曲，希望了解粤语在过去的几百年的流变与传递间，承载着怎样的文化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