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益”是句老话，据查是宋太宗赵炅说的。他让臣下编了一部千卷的巨型类书《太平御览》，自己规定每天读三卷，如果某天太忙没有完成指标，事后一定给补上。一位皇帝还这样注意充电，当然是很好的。据说就是他说过：“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这句话很对，他认真读这部专门为他编的百科全书，当然是有益的。但是，这话并没有普遍意义，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历尽古今而不变的真理。

　　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开卷不一定有益”的例子。鲁迅先生翻译过一本日本作家鹤见佑辅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其中《徒然的笃学》一篇举过一个典型的开卷无益的事例：说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亚克敦，家境优裕，终身笃学，“他的书斋里，整整排着大约七万卷的图书；据说每一部每一卷，又都遗有他的手迹。他的无尽的知识，相传是没有一个人不惊服的。”他至少认真读了七万卷书，而成果怎么样呢？鹤见佑辅继续写道：虽然如此，而他之为政治家，却什么也没有成就；之为历史家，并不留下什么著作……不过将无尽藏的知识，徒然搬进了他的坟墓而已。这是一个悲剧。可见，怎么开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决定一个人的读书生活的，有时势，有机遇，有心境，有能力，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微妙调整，都可以变幻出另一个世界。”真正意义上的“开卷”阅读，应该是既可以满足人的精神饥渴，又可以提供人的精神享受。换言之，“开卷”阅读最重要的是， “开卷”读过之后能否留下那些该留下的东西，并且在该用的时候把它用出来。有的人可能“开卷”很多，但却没有把它真正化成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读书时要善于选择合适的书，并且在读过之后，以自己的编码方式把它储存在自己的记忆里，这样才能在你需要联想、启发、变通的时候把它调用出来，这比那种纯粹地追求每天读一本，甚至“一天读三卷”会更有效。

　　人到中年，很怀念以前的读书氛围，记得《读书》杂志创刊号提出“读书无禁区”，颇为及时，影响深远。现如今的读书人，已经没有禁区，问题在于读书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很少人愿意当“书虫”，做“苦行僧”。更何况现代工作和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使“开卷”深受时间和精力的制约。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在不读书的原因一栏中，称没有读书时间的占了63%。这份调查的精确程度如何，我们暂且不论，但没有多少读书时间，已是不争的事实。

　　时间如此紧张，那么开什么卷呢？在我看来，列夫·托尔斯泰说得好：“真正的学者往往不是读了很多书的人，而是读了有用书的人。”想提高“开卷”的效率和效益，就得处理好三个关系：

　　博与精。博是基础，精是关键。“开卷”阅读应博采众长，多方涉猎，兼容并蓄，广泛阅读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的书，力争阅读得更多一些。同时，也要突出重点，精读精解，深刻领悟，努力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政治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水平。

　　读与写。徐特立说：“不动笔，莫读书。”读书笔记的过程就是去粗取精、加深记忆理解、积累资料的过程。因此，把在阅读中的重点要义记录下来，把阅读中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促进阅读内容消化，提高阅读成果转化。

　　学与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应按照古人“三省吾身”的标准，对照“开卷”内容，联系个人思想实际，从感悟思想本源出发，溯本求源，深入思考，坚持读中有思、读中有问，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零碎经验综合为系统经验，切实使书本上静态知识的学习转化为指导实践的动态能力。

　　“奋发还得读良书”，我们提倡“开卷”，绝非为了消遣和热闹，而是为了看出共克时艰的门道，借力于读好书而找到奋发的方向。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担负着重要责任，理应带头读得多一点、读得深一点、读得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