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县城堵车”的表象，能够看出什么深层次的根由？本报记者专门向专家求教，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小企业成长与城镇发展研究所所长卫龙宝，省政府咨询委“三农”组组长顾益康的视野中，“县城堵车”其实道出了一个镇与一座城的故事。

　　小镇已然为城

　　浙江的许多县城和不少“小镇”其实已经是城市

　　陈建军：浙江的许多小镇就是城市。不久前我去瑞安就吓了一跳，瑞安的繁华程度，如汽车密度、人口密度已经不亚于发达国家的中等城市，城市化步伐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现在说的中心镇就是小城市，不能再用农村集镇的眼光来看它们。因为这些镇已经不再是农业社会，而是在现代化语境下的城市概念。

　　顾益康：过去的小城镇也是农村的代名词，但是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一状况。常住人口加上流动人口，小城镇的实际居住人口已经不断扩大。乐清、慈溪这些地方的县城已经是区域性大城市了。但是这些城镇的建设、管理还停留在农村集镇的阶段，缺乏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形态。

　　卫龙宝：现在，浙江的许多农民家门口都停着车。浙江的一些农村比城市堵车厉害多了。几年前，永康古丽镇约有11万人口，但每年上牌照的汽车就有几千辆，差不多每户家庭都有车。按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小镇会堵得更厉害。

　　拥堵有道路设计、管理不善的原因，建设标准低下，没有前瞻性等因素，导致交通、环境、社会基础设施的短缺。事实上，浙江的县城比大城市还拥堵。块状经济的超常发展，农民的富裕，私营企业主偏爱豪华车的攀比心理，有的一户人家有多辆车，导致了不可思议的拥堵。

　　浙江县城出现的堵车现象，其实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一个好现象，东北的一些大城市都没有出现拥堵。正是因为浙江经济发展得较快，所以出现了始料不及的堵车。

　　中国加入世贸后关税下调，汽车进入家庭更容易了。加入世贸前，尽管也预计汽车保有量会增长，但现在的情景仍是当年无法想象的。汽车规模化生产、关税下降、居民收入增长，都导致了家庭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

　　浙江的一些块状产业聚集点，就分布在镇里甚至村里，这些地方可能也没多少城镇户口，却容纳了上万员工。在美国人看来，可能是个不小的城市了。

　　城市化中的镇

　　这些城镇的拥堵，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

　　陈建军：现在人们常说的城市化，其实是城市圈、城市群的概念。小城市与中等城市、大城市相互融合，这是城市化扩大后的趋势。大、中城市在一个体系中的关联度更加紧密，也就是“同城化”；区域城市化中，建筑物在延伸，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的地点也逐渐连续。比如，日本大东京圈、名古屋以外的汽车城就聚集了丰田等大型企业，而且城市呈现出专业化方向。一些城市化功能可能会单一化。现代化背景下的城市，很少有独立的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城市。

　　浙江的城镇，广义上应成为大都市圈中的一个结点。人口自由流动后首先发展的是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中心镇中最有前途的也是这些。人口向大城市集聚，但是容纳不了，只好居住在大城市圈、大城市带的城镇中，这也体现出县以下中心镇的竞争力。

　　在一些经济地理学家看来，城市之间有层级关系，大、中、小城市的个数与规模之间有一定规律。大、中、小城市的数目一般是大城市少于小城市。从城市集群看，大、中、小城市间相互联系，道路将它们联结起来。

　　顾益康：大城市堵车，与城市化模式有关，人口过度集中在大城市中心，而且有钱人也趋向于大城市。随着“自行车时代”进入了“汽车时代”，大城市的公交、交通布局没有考虑人口的急剧增长。

　　相比而言，各地对于小城市、小城镇的建设比较忽视，特别是县城等中心镇常常是现代制造业集聚之地，但是城市建设还没有跟上。

　　在城市建设扩容中，郊区的农民也会成为市民。农业用地转为城市用地，为保障利益，要使农民整体转化为安居乐业的市民。县城附近农民的市民化，主要阵地就在县城等中心镇，因此这些城镇的建设也是帮助解决城市化推进中的一些问题。

　　卫龙宝：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是重要的推动力量；新农村建设也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并不是像过去那样偏向于城市建设而忽略农村。现在，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时候了。

　　城市化，在经济学上是工业化、现代化的指标。我们说的城市化概念中，还有隐性的城市化。参照上世纪80年代的建制镇标准，非农户口有2000人以上的乡，有工业、服务业基础的就可申请设镇，那时候城镇一下子多了起来。由非农劳动支撑的生活区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集市，这就是隐性的城市化。这是些买米吃的农民，一些村的居住方式、密集程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了。有一些村里人口很多，还有村办企业，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不再是农业时代的模样。

　　隐性的城市化中，既有城市中非户籍人口流入、走向城市化，也有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趋向城市化。随着一些城市设施延伸，这些处于隐性城市化中的居民与城市居民一样生活，但是福利条件（如文化馆、体育馆等）没有达到城市的标准。因此，目前公布的城市化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浙江的城市化水平。浙江真实的城市化率，应远高于当前的数据。

　　浙江城市化的推进有点怪异。10年前，浙江的城市规模较江苏等其他省份差很多，在全国排位靠后。城市化率、城市设施、城市框架看起来都较为落后，但是浙江的经济总量和密度却在全国前列。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为什么浙江相对落后的城市载体，能承载巨大的经济体。这其中就是城镇的作用。这些网络化的城镇就像葡萄藤，承载了以状块经济为特色的浙江经济。

　　现在，低附加值、以量取胜的块状产业正在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支撑就要靠网络化的城镇。在信息时代，物流更为方便，资源、人力都可以快速流动。只要有这样的网络存在，就可以支撑这个经济体。在我看来，城镇是城市经济体的延伸。从形态上看，集镇不仅仅是城市的扩张，也是隐性的城市。

　　如何告别拥堵

　　陈建军：“县城堵车”反映出城镇发展规划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对于中心镇的规划，必须放在网络化的背景下考虑，并在现代化、体系化的背景下进行前瞻性设计。有三个层面需要兼顾：一是中心城建设，中心城往往具有强大的经济辐射、集聚能力。如长三角综合竞争力，上海作为中心城的功能就有着重要作用。没有核心城市的建设，中小城市也会是一盘散沙。二是网络建设，比如城市的交通、通讯、信息网络化布局。三是体系建设，即大、中、小城市的配合。只有置身于体系之中，中小城市才能发挥作用。

　　发达国家曾经有一些城市失去了吸引力被称为“鬼城”。比如美国的底特律，随着汽车工业的衰落变成了人们口中的“鬼城”，居住人口急剧下降。城市生命力和竞争力在于其功能。一般来说，对城市的定位要有清醒认识，否则容易被边缘化，因为人口是可以流动的。

　　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城市圈概念，在东京工作的人可以在距东京市中心60公里内选房，只要你住在这个区域内，轨道交通就可以保证你从出家门开始，在一个半小时内走进位于东京市中心的公司大门。东京通勤圈内数百个市、镇、村，都有可以用于住宅开发的土地。日本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轨道交通，这种交通方式符合大容量、高通过率的要求。如果仅靠私家车，早就堵得不行了。

　　但是，在我们的一些县城，一条公路两边都是房屋相连，因为缺少前瞻性的规划，国道成了城市道路。即便在省内，县城之间来往的公共交通资源还不够丰富，势必造成拥堵。浙江的人均GDP已破6500美元，要以自己的发展水平提出新的发展理念，进行相对超前的发展规划。城市规划之间也要相互衔接，形成体系。就公共交通来说，浙江也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现成理念，来发展我们的公共交通，形成网络，让人们出行不仅仅依靠私家车。

　　合理规划，需要对城市要素禀赋有清醒的定位，有的发展制造业，有的适合旅游业。城镇作为一种经济载体，不应当是大而全，也应走专业化方向。

　　顾益康：目前，许多大、中、小城市的功能还没有合理区分，再加上大城市的公交管理落后。为追求GDP，许多大城市拼命抓工业，一些规模企业也趋向于大城市，造成城市化发展中的畸形。

　　我认为，改变这种现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分流。县城人口分流到中小城镇，形成相对集中的几个点。二是对县城整体改造，有条件的县城升格为区域性大中城市，重新按现代生活方式进行规划。三是县城中心的住宅、商业、工业区合理布局，减少频繁穿插城市的行为。

　　浙江东部地区会是人口集聚带，将来还会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因此要考虑未来二三十年的城市化趋势。“汽车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可以通过规划绿色交通，提高县城公共交通的水平。比如，将杭州搞的公共自行车推广到县城，采取错时上下班等措施，缓解交通拥堵。

　　县城等中心镇要以低生活成本、高生活品质吸引人，追求环境优美、交通便捷，不能竭泽而渔与大城市攀比，贪大求全。螺蛳壳里做道场，肯定容纳不了。小城镇也要转型升级，转向现代化小城市。

　　卫龙宝：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杭州庆春路改造时，45米宽的马路被说成浪费，但现在已经堵起来了。因为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料。经济增长、流动人口的骤增都没有预计到。

　　浙江已经形成了一些综合辐射力较强的城市群，比如金义浙西城市带，温台城市群、甬绍城市群、杭嘉城市群。浙江转型升级中，对服务业发展提出了需求，对城市化也提出了新要求。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会有大城市、都市圈构架的含义。我们在作城镇规划时，要充分考虑空间布局与要素禀赋的相互适应。

　　交通拥堵只是城镇规划滞后的一个侧面，规划不仅要考虑交通，还应该考虑与生产生活相关的设施构建。不能只关注城镇本身户籍人口的生产生活，忽视非户籍人口以及农村人口生产生活设施。现在，有的农村正在推进撤村建居，对农村人口的都市化也要有足够的考虑。比如，对农村居民的贷款、住房、养老等，要为他们提供真正需要的公共产品。

　　社区管理方面，城市已有一定模式，但小城镇还是个全新话题。城市里的应急体系，治安、服务支撑，上学、文化生活需求等公共产品也要在镇里重新布局。

　　就目前而言，我们的户籍制度、行政体制、财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城镇的合理建设还有一定障碍。要使这些居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还要迈出更大改革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