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刘丹

　　籍贯：贵州

　　年龄：30岁

　　“下班K歌逛街，走累了就拐进酒吧坐坐，遍地娱乐。”说起城市生活，刘丹眉飞色舞，似乎忘记了打工的艰辛。眼前的她，扎着马尾辫、工作服包裹的是蓝色衬衫配V字领毛衣、一条带褶皱花纹的时尚牛仔裤，清清爽爽，活脱脱一个城里姑娘。

　　13年前，她初中毕业跟着小姐妹来到宁波，除了回老家结婚生子、探亲，其余时间一步也不肯离开城市。

　　“我已经习惯了城里人的消费方式，比如朋友一起出来玩，消费AA制，每人不过几十块钱。”一边说着，刘丹一边熟练地操作着手机，手机里放出的是周杰伦唱的《菊花台》。

　　刘丹最近一次回家是今年春节。乡村留给她的依然是：泥泞的土路、破败的瓦房和单调重复的生活。

　　老家三层的自建房，出了门是几间很小的杂货店，网吧在很远的县城。每天，邻居们很早起来干农活，她只能在边上看着：“我没拿过锄头，也没种过地，对这一切很陌生。”

　　父母除去劳作，每天都待在家里，或守着旧电视或拉家常，屏幕上斑斑点点的雪花印宣告着它的“工龄”，频道永远是那么四五个，声音嘶哑地在耳边叫嚣。“我简直待不下去，一种强烈的恐惧袭来，我不要像父母这样‘白天当机器人，晚上做木头人’。”

　　也许习惯了逛街、购物和吃夜宵的城市生活，过年几天，刘丹每天叫上几个打工的姐妹打车上县城玩，可惜那里的KTV音响很糟糕，像坏了的电风扇，发出嘎吱嘎吱的杂音。她沮丧地发现，农村与城市的距离又一次在她的“验证”中拉开，就像一道“鸿沟”。

　　看着刘丹成天往外花钱，父母欲言又止，旁敲侧击地劝她生活节俭一点。刘丹不以为然。“我们跟省吃俭用的父辈不同，孩子就一个，父母在老家花不了什么钱，每个月二三千的工资足够我们花销。”她曾经很不理解长辈们出门打工还要端着破旧的饭盆，吃着陈米做成的饭、没有油水的青菜，她认定，出来是为了过好日子，所以经常会跟姐妹们尽情享受肯德基、麦当劳。

　　刚过完年，刘丹就迫不及待地回宁波了，尽管在这个令她向往的城市里，她拥有的不过是一张床而已，想起自己在乡间田野大声宣布自己是“城里人”时的自豪感，心情突然变得有些复杂。

　　就在年前，她租住的后仓村热热闹闹筹备新年晚会，村文艺队在空地上排练，她都要挤上去看，心里暗自幻想着可以加入其中，就像在家乡时那样其乐融融，载歌载舞。刘丹非常爱唱歌，在老家是出了名的“金嗓子”，读书时大小文艺演出总少不了她，但到宁波后，她只能在KTV里自我欣赏。

　　“当地人唱的是咿咿呀呀的甬剧，我听不懂，而我会唱的是老家流行的布依族山歌，城里人不喜欢。”刘丹有些不知所措，与生俱来的文化，在走进城市的瞬间，失去了“重心”，她爱自己独特的、充满少数民族风味的地域文化，却又不得不慢慢舍弃它们。

　　生活中这样的文化“隔离”有不少。城市文化就像一个圈，把许多外来工都挡在了外面，而他们自身又组成了一个个新的圈圈，游荡在城市与农村之间。

　　刘丹常与四五个贵州同乡一起玩，他们说话都带着浓浓的乡音，“就算在同一个车间的，如果不是老乡，也玩不到一起去。”刘丹说，工友间有个明显的群体分层，大多以地域为界线，过着各自的集体生活，相同的是，他们都站在了文化“孤岛”上，身后的故乡已模糊，眼前的“故乡”仍遥远。

　　两种文化的对撞，重重地压在了这群年轻人身上。“跟着城市跑，我们也很累。”刘丹试图在农村与城市文化的天平上站稳脚跟，在城市打拼的梦想中，无疑多了一种徘徊，那是文化冲击与融合的艰难历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