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走势中，“中国因素”将会有增无减，但美国将依然发挥关键作用。

　　2009年的中美经济政策基调多半是在“和谐”中展开的。美国实施了大力度的救市与刺激政策，中国跟在美国后面，实施了力度更大的刺激政策。早先我曾说过，在这场应对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中，美国是关键，中国是希望。若将美国刺激政策比作“狼药”，那么中国政策则可比作“虎药”。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率先逆转经济增速下滑而恢复高增长，不仅对于消除经济界的极度悲观预期起了一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大力度刺激政策引出的大规模采购，给一些一度陷入困境的行业“托了底”。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要数钢铁业和铁矿石业了。过去一年全球这两个行业的行情，多半靠了中国声势浩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而得以稳住阵脚！然而我以为，世界经济能否最终走出衰退的阴影，实现新一轮增长，关键还得看美国经济。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经济“块头”最大，而且还在于其产业创新能力最强。除此而外，客观地来分析，虽然经历了空前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在全球金融业的领导地位并未被颠覆，近期欧盟希腊债务危机的突然降临，则给了美国金融业咸鱼翻身的一次绝佳机会！

　　就所有上述“背景情景”来判断，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走势中，“中国因素”将会有增无减，但美国将依然发挥关键作用。

　　现在看来，如果说2009年中美经济政策度过了一个“和谐”时段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时段，尤其是2010年开始的一两年内，中美经济政策将多半要“分叉”了。“分叉”将主要源自两国宏观经济政策主基调不约而同地调整。调整的大方向将带有“彼此换位”的趋向。就最近几个月的态势来判断，不难看出，美国宏观政策正在由去年的“调结构”优先转向“保就业”优先；中国政策则反其道而行之，由上年的“保就业”优先，而转向“调结构”优先。

　　客观地看，过去一年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主基调带有明显的调结构因而保效率的特征。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的大力度刺激政策，主要定位于两大目标：一个是化解金融风险以稳定金融；另一个是重组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所取方式无一例外地带有扶强抑弱、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特征。非常清楚的是，无论是政策目标定位还是所取方式，都带有我们所说的“调结构”的强烈意向。具体说，放手让金融业和制造业中那些低效率的企业破产，而给高效率的企业腾出资源与空间，借此提升整个产业的效率和竞争力。这一切显然都将就业目标暂时抛在了脑后。由此我们看到，美国一批银行破了产，大批白领丢了职！汽车等制造业的重组，更是游离出上百万个就业位置。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调整，美国经济运行的效率的确在上升。刚刚公布的2009年第四季度数据显示，美国劳动生产率提升了6.2%，创造了多年的最高纪录！然而就业并未随经济复苏同步增加。在经济显现出复苏势头的2010年1月份，美国依然损失了2万多个就业机会。这些因素，显然促成了美国政府经济政策主基调的调整，将就业创造移至政策目标的首位！新近宣布的预算，计划耗资1540亿美元专项用于就业创造。并宣布中小企业每雇佣一名员工，给予5000美元的“税收信贷”补贴。

　　反观中国经济政策基调变化，则恰好与美国换位。2009年明确定位于保增长、保就业。但2010年开年以来则明确地变为调结构优先。进一步检点政策得失便不难看出，去年的保增长保就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效率，由此引出的经济增长多半带有数量型增长特征。数量型增长往往是难以持久的，由此则引出调结构优先的政策，目的在于提升产业效率。

　　中美两大国之宏观经济政策主基调的这种“换位”，势必会引出两国政策尤其是贸易政策的“摩擦”。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政策主基调由调结构转为保就业的背景下，美国的外贸政策将更加具有攻击性，并将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势头。而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之后，任何保护主义的强化都会损害中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