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宝　

　　最近，国内多个省市提出要涨工资。先是江苏确定从2月1日开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涨幅逾12%，上海则表示可能上调15%。北京、重庆、东莞也陆续表示具备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条件。

　　这次多个省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幅度较大，这当然和去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内最低工资标准暂缓调整有关，也可能是为节后可能出现的“用工荒”提前布局，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全社会自上而下正在酝酿的重视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风潮。

　　有数据显示，1997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1%，与此同时，企业与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基本等值上升。大多数居民收入的较低水平，一直成为中国经济缺乏内生动力的“隐痛”。2009年，中国经济虽然“保八”成功，但毋庸讳言，相比投资的巨大拉动力，国内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的推动作用，则仍然相对弱势，这与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平衡不无关系。

　　因此，我们需要把更多的目光和精力，放到中国发展内生动力的塑造上。显然，最近多省市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大幅度提高，正是对此大势的呼应。

　　近期中国，从中央决策到民间舆论，都对今后中国的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中的作用赋予期待。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新华社、人民日报也在当时密集报道应该增加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

　　从这个角度看，涨工资不仅是满足中低收入阶层要求提高收入的呼声，更是整个经济良性循环的内在要求。当然，涨工资不是一声令下那么简单，需要不同阶层具备在利益上相互妥协的勇气和智慧。

　　涨工资难免会在短时间内对企业经营成本构成压力，但反过来看，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经济结构要转型升级，就必须吸引更加优秀的人才，必须对劳动者的付出给予相应的回报。假如企业能够把这种压力，转化为追求科研和核心竞争力的动力，那么对企业长远发展更为有利。而收入分配的调整，更应警惕收入已经高企的垄断企业趁机而上，中低收入群体却得不到实惠，从而使涨工资的社会、经济效应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