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职
——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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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进步奖·浙江十大人物
富润控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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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林中
颁奖词
他是心如锦绣的诗人,在人民大会堂把民谣吟给总理听,咏出了浙商在国际金融风暴中以退为进、危中求机的从容与自信;
他是雷厉风行的改革者,掀起变革创新的飓风,致力于国企改革,促进了当地的稳定和发展;
有使命才会有力量,有责任才会有境界,忠诚无私,心系群众冷暖;振聋发聩,为人民传声立言——赵林中以年轻时就曾写下的“为全人类奋斗终身”的信念,汇聚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和谐力量。
天职
——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面对面
国企改革
主持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您从诸暨针织厂厂长到现在的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作为国企一把手,您对企业的贡献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上级领导的肯定。最近又听闻您获得了“2008年度风云浙商”、“改革开放30年功勋企业家”、“2009年度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十大年度人物”等称号,属于您的荣誉和光环不计其数。但我不知道赵董您是怎么评价自己的?
赵:过奖了,我看我只是个普通的人,我是个男人,男人更应该担当,当然我还是个儿子,儿子要孝顺父母。企业是大家庭,企业里上有老下有小,我也是个儿子,人应当讲忠、孝。我能有那么多荣誉,得感谢大家。但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在尽我自己的责任。
主持人:您曾说过您最好的年华就在做两件事,一件是在国企改革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兼并困难的国企,一件是国企改制。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
赵:富润发展到现在,兼并重组了21家国有亏损企业,中外合资、股份制改造、公发上市、跨行业发展这些路子我们也都走过来了。而我认为富润主要就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听党的话,通过企业兼并和体制改革两件事迅速成长起来的。我们合并了一些困难企业,基本解决了万余名职工的就业、生活,这是最值得欣慰的。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改革创新,不也是在推动社会进步么?我觉得你们这个栏目还是挺好的,推动社会进步,说到底还是为了社会和谐,富国润民。而我们所做的正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的企业,只有和谐厚道的企业才能永久发展。
主持人:那您如何保证您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都能收到平稳过渡的效果,并促进企业的和谐发展?
赵:在改革过程中我们一直提倡“软着陆,缓转弯”,这是因为考虑到这个特殊的企业集团摊子大,历史包袱重,对上对下都要负责。国有企业就像是共和国的大儿子,企业里的职工把青春都献给国家了。那么在改革的时候,必须要承认这段历史,要想办法尽可能给他们处理得好一点,不能简单地打发。所以我们在改革中强调在新公司股份结构的设置上,职工的持股比例不得低于30%,同时还继续保留适当比例的国有股份,以保证改革的稳定和职工的安定。
主持人:听说您当年在国企改革过程中讲了很多激进的话。
赵:国有企业的条条框框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做起事来有些缩手缩脚的,按照冯根生老前辈的说法称为该出手时难出手。如当时国企里有一句话“职工的事再大都是小事,企业的事再小都是大事”,听听很好,但我不认同这种看法,我觉得应该是“职工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企业的事是大事就是大事,是小事就是小事”。实际上是契合了现在的“以人为本”。
当时国企倡导“企业得大头,集体得中头,个人得小头。”听上去似乎觉悟也很高,但我当厂长后,觉得这口号是很漂亮的,可事实上按这么操作的企业都在亏损,于是我倒过来“个人得大头,集体得中头,国家得小头”。这个话,直到前几年我参加全国人代会,回顾国企改革的事,我还说了这句话,代表们听了都大吃一惊。我算账是把三者利益分配关系折合成百分之百,国家得32%,集体得33%,个人得35%,我们是国有企业的,那集体的33%也是国家的,总共加起来国家还是得65%。国有企业太“死”了,应该向个人倾向点,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样国家最后才是真正得到大头。
还有一句也要倒过来,“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听上去口号很豪迈,我说应该“颠个倒”,叫“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只有职工的积极性调动了,职工的收入提高了,企业的效益才能同步提高。我们集团“鼓励经营管理技术骨干通过辛勤劳动富起来,但不能使职工群众穷下去”,“要依靠职工办企业,办好企业让职工有个依靠”。再就是那句“饿煞不如犯‘法’”。这些话实际是当时一种改革的理念,与后来南巡讲话中“敢冒敢闯”的精神很契合。所以当时还有人说,赵林中还真有点超前意识的。
主持人:说到超前意识,我发现富润这十几年来每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像中外合资、股份制改造、公发上市等一系列大动作,都体现了您的这种精神。
赵:可能是我想得比较多。像我们一开始搞车间承包的时候,大家都还觉得很新鲜,但在我看来没过几年肯定要疲乏的。到了1988年,我们开始筹办中外合资企业。当时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合资后就能进口设备了,能享受优惠政策了,有自营进出口权了。第二年,我们同中国香港的富春集团合资,名字叫做中外合资富润针织有限公司。外资占注册资本的25%,他们打进来38万美元,中外合资的牌子就树起来了。印象最深的是,国有企业原来的报表是中文的,后来合资企业的报表变成英文了。企业自主权相对大一些了。
合资后,上世纪90年代,诸暨已经出现了民营企业,我就想既然承包制不再新鲜,那要不就改为“公私合营”,让骨干也有点资产,叫“国有的牌子,民营的机制”。比如,车间里国有资产有200万元,你拿出几十万元钱来模拟股份制。等车间有了利润,就按照比例来分红,这就是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当时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我们是瞒着外面低调搞的,搞起来效果还不错。因为国有资产增值了,即使政府、纪检委的领导知道了,也就不来多说了。
主持人:在1992年至2003年的时段中,您带领的“富润”先后兼并了21家国有亏损企业,承担了很重的社会责任。如果说因为您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以有责任和义务接受这些上级领导指派给您的硬任务,但您又有什么信心对这么多的企业以及这些企业的员工负责到底?
赵:兼并企业的事我也一直觉得是一种命运。为什么是命运呢?因为是很偶然的。1992年的时候,兄弟企业国营诸暨酒厂经营不好,市领导的意思最好要有一个大企业来兼并。“兼并”在那个时候是新名词。当时计划经济委员会是国企的主管部门,市长要计经委主任到诸暨绢纺织厂和诸暨化肥厂衔接兼并事宜。
那一天计经委主任带着两个办事员先到绢纺织厂,再到化肥厂,但是两个厂长都说:“哎呀,这个酒厂吃不消兼并的。”后来经过我们针织厂门口,看看也到了吃午饭的时侯了,就决定到我们厂吃午饭。中饭很简单,在厂里食堂吃的,聊天时说到兼并酒厂的事,说着说着,计经委主任突然问我,“赵林中,要不由你来兼并这个酒厂?”我那时对兼并这个词不太懂,就问了一句话:“兼并是什么意思啊?”“兼并啊,比如诸暨酒厂是国有企业,如果政府决定这家企业由诸暨针织厂兼并,那这家企业什么资产、什么债务都要归你管。当地政府有权组合。”在弄明白兼并意思后,我当时就说了三个字:“可以呀!”
其实,我当时就是觉得新鲜,都没仔细想。没想到他们饭都没吃完就回去汇报了,因为计划考虑中没有想到由我们针织厂承担兼并任务,那时针织厂比酒厂小。后来告诉我说市长同意了,随后市政府《关于国营诸暨针织厂兼并国营诸暨酒厂的决定》的红头文件也下来了。
后来政府叫我们连续兼并21家企业,也都是没好好地去想。我们是个国有企业,只要政府授意,当仁不让,义不容辞。说真心话,我们第一次兼并也是考虑到诸暨针织厂太小了,想扩大企业规模,没想到成了浙江省内第一桩兼并案例。
我记得有媒体曾总结说,同是这样一个厂,同是这样一批人,同是这么些设备,同是这么些产品,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为何你们兼并后不少工厂都有了大的变化。我认为就是机制、观念不同了。其实,我更倾向于讲“合并”。兼并的说法容易给人的心理上感觉是一种盛气凌人,你的企业不行了,我的企业经营得好,那么我来兼并你,我就高你一等。
金融危机
主持人:去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不是也对你们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还听说您给总理念过一首诗?
赵:对于纺织业来说,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主要是订单减少、出口受阻、加工费用下滑。但我认为,国际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稳住、站着挺过去也不失为一种胜利。国家副主席到绍兴时我也作了汇报。2009年3月份开“两会”,总理在参加我们浙江省代表团的全体会议时,我确实在审议发言中说道:“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企业千差万别,抓投入、抓项目的“发展”固然是一种发展,但对有的企业来说,有时稳住、稳定也是一种发展,甚至退半步、退一步都可以理解。
主持人:那2009年这一年过来,感觉如何,国际金融危机在您身上加的担子有没有轻一些?
赵:大家都说2009年经济在回暖,但我当时认为寒意仍在,依然要保持清醒。我们要做的就是保障好职工的生活,保护好职工队伍,以利再战。像我们部分企业明知订单没有利润甚至是微亏,依然组织生产,主要还是为了确保职工就业。我们可以原谅刘翔不跑,更希望社会理解企业和企业家“疗伤”。
主持人:其实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只是一家企业,它对整个纺织行业都是一种威胁,作为纺织服装行业的代言人,您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可以给纺织行业?
赵:国际金融危机重压之下,行业出口受阻,提高出口退税率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根“常用”指挥棒——从11%提高到13%、14%,再到15%,如此数次“微调”,部分企业压力得到缓解,但也有很多企业表示“不解渴”。2009年初,我曾在《纺织服装周刊》发表评论《小步快跑不如一步到位》,提出了出口退税率应恢复到下调之前的17%的建议,当时也引起众多同行的共鸣。
此外,我也从人大代表出发,为本行业发展呐喊。我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建议专件”这个特殊途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应从民生的高度定位纺织产业》的代表建议,基层民声得到中央回应。我们行业的困难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关注,不久就出台了纺织工业调整振兴规划。
国际金融危机时,很多人认为政策支持才是民营企业走出困境的动力,但我认为,除了政策,中国企业家更需要精神上的鼓励。轻纺印染企业的困难是行业性的,每家企业都无法独善其身。对企业来说,生存就是胜利,站着挺过去就是尊严。
以人为本
主持人:我现在手上拿着的这本《富润控股集团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职工们称它为《六十条》,在富润内部,大家好像对这个《六十条》都已经耳熟能详。能否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下这个《六十条》?
赵:1996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把十多年来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形成了这么一本条例,一共八章六十一条,所以大家简称它为《六十条》。困难职工基金会运作、离退休老同志慰问、职工住院慰问等都是《六十条》规范化的管理内容。富润的员工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前工作的企业被兼并而转过来的,所以在思想政治工作上,我们要比别的企业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心血。企业的“企”是一个“人”加一个“止”字,如果不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那么这个企业便会停止前进。只有把人的工作做好,才能克服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业成于人,败于人,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在于人,构建和谐企业的关键是以人为本。而富润《六十条》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提倡“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办好企业让职工有个依靠”。职工群众是根,企业是叶,根深才能叶茂。这些话不是大道理,都是真道理。
主持人:刚刚您提到一个困难职工基金会是怎么回事?
赵:由于历史原因,我们集团困难职工多、退休职工多。为此,我们倡导成立了“困难职工基金会”。普通职工每月捐助1元,党员、干部带头多捐,获得各类奖励的同志按奖励额度的至少10%捐款。困难职工基金会成立10多年来,共募集到救助资金400多万元,其中干部职工入会募捐达300余万元。参加捐款干部职工累计达7万多人次,受救助特困、困难职工共7000多人次,发放救助金额300多万元,使不少困难职工增强生活信心。困难职工基金会已成为职工抵御困难的坚强后盾和互助帮困机制,得到了广大职工的支持和认同。
主持人:马上又要过年了,你们的慰问组成员是不是又要开始行动了?
赵:是的,每年的春节,我们60多个慰问组成员的足迹遍及诸暨城乡,对近4000名离退休人员和困难职工、各类特殊群体进行较大规模慰问。“一个不能少”成为一条纪律,即便是在外县市的离退休老同志也定能收到邮寄的慰问礼金。
主持人:从1998年开始,您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比起富润集团董事长,您更喜欢哪个角色?
赵:其实它们的本质是相通的,对于我来说它们都是我肩上扛着的责任。当了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我更加注重群众的呼声了。我像经营管理企业一样,建立履行代表职责的一套机制和办法,每年都请诸暨市人大机关发征集议案、建议的通知。一封来信、一个邮件,哪怕只有只言片语,都是一份信任,我不能辜负人民群众的信任。我工作、生活在基层,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分子,我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做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
主持人:2010年的日历已经翻开,不知道赵董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可否与我们一道分享?
赵:呵呵,我说过我是富润的大儿子,所以它的平稳健康发展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年份,“稳”字总是我们富润一个重要的主题。好的年份,我们提醒自己不要冲动冒进;不好的年份,更是时刻告诫自己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方面出于富润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实际,一方面也是富润人的秉性。因为富润是一个众多难兄难弟企业组合起来的特殊集团,经不起折腾,只有稳步地走,努力保证所走的每一步都不踏错踏空,然后积小步,向前迈一大步,慢慢成熟起来,成长起来。
最近集团在考虑2010年对职能部室人员制订一个学习、培训、考察计划,目的就是开阔眼界、吸收营养、充实知识。企业转型升级离不开人的转型升级,人的转型首先是观念要转变、思维要转变、素质要提高,如果素质提高不了,观念转变不了,就妄谈转型升级,旧思维是解决不了新问题的。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业务不多的时候,不妨静下来好好学习充电,反思总结自己,开拓思路,这很有好处,也很有必要。
从现在的富润控股集团来说,我想只要我们做到稳中求进、规范运行、重视文化的力量,而且能积极转型升级,这样,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机,我们都不会轻易倒下。因此,我们把富润的2010年依然定位在稳定、改革、发展、开放;头要冷,心要热,劲要足,识时务,稳中求进,做该做能做且可以做好的事。
□ 文\张晨 邱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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