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锭桥空
袁鹰
袁鹰
那天冒着寒风去八宝山为杨宪益先生送别的人,都拿到一张丁聪作的速写像,下有一副文情并茂的挽联:
银锭桥空,著译长存,此日少微星殒落。
金丝巷冷,音容宛在,何时华表鹤归来。
回城路上,清冷的心头一直萦绕着“银锭桥空,金丝巷冷”这八个字。几年前,宪益先生从西郊百万庄移居城内什刹海银锭桥边小金丝胡同时,朋友们都曾有庆幸之感,不仅是登门把晤比较便捷,更因为这个“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僻静处所,对年登耋耄的老人是理想的安憩地。他辛劳数十载,几度折腾,前些年又送走了濡沬相依的戴乃迭夫人,实在太需要—个不受干扰,可以优游隐居的院落了。
迁居不久,我去奉访,进屋便见王世襄先生书赠的那幅名联:“从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我称赞世襄老人说的是实话,对主人来说最贴切不过了。宪益先生站在一旁微笑,回答当时答赠诗中的两句:“无才岂是真名士,缺德难希古圣贤。”德和才的准尺,历来朝野各异,人言人殊,但是最铁面无私的是历史,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公平的秤,分毫不爽的。宪益先生一生爱国爱民,青年时代正逢抗日战争,便毅然中断在牛津大学修研外文的学业,偕同爱侣从伦敦奔回烽火中的祖国,从此将自己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大半生不论遇到多少颠簸坎坷,始终用手中的笔为国家民族尽心尽力,九死不悔。这对伉俪多年来受到不公平待遇以至打击迫害,令人心寒齿冷。而宪益却很少对朋辈谈起那些年的往事,识透人情,超然物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都成了白云苍狗。正如《自勉》诗所言:“每见是非当表态, 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1993年11月)。进入高龄以后,嬉怒笑骂的“打油诗”越写越精彩,讥评世态,鞭挞崇洋媚外、追赶时髦、虚夸浮躁、奢侈浪费,以至腐败害民种种积弊,毫不留情。他的《彩虹集》同另两位诗人黄苗子的《无腔集》、邵燕祥的《小蜂房集》合编成《三家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被公认是近些年优秀的旧体诗词合集之一,在朋辈和爱好诗词的读者中一直是有口皆碑的,而今往后,将成为绝响了。
宪益先生最突出的贡献是翻译。尽管自嘲为“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完全称得上译著等身。他同夫人戴乃迭合作,珠联璧合,孜孜以求,将《离骚》、《史记》、《儒林外史》,直到《呐喊》、《彷徨》等等大批中国古典和现代的文学名著翻译成英文,又将一大批西方优秀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为中国读者修筑了一座大桥,不是银锭桥,实实在在是一座巍峨壮丽的金桥!一部《红楼梦》,他们伉俪历尽坎坷,以十余年之功,翻译出版,让这部中国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名著之一走向世界,引起中外文化和学术界的轰动。这样的杰出贡献,不敢说绝后,也是空前未有的吧。
向宪益遗体告别的次日,11月30日《人民日报》文化版上刊登了两位记者的报道:《杨宪益的辞世,再次引发人们对中国“走出去”的思考:翻译这座桥还牢吗?》,我刚读到这个标题,心中就不禁微微一震:桥自然还在。是不是牢就很难说。我直觉地感到:像杨宪益这样学贯中西的翻译家,若干年之内还能出现吗?不用列举那一长串古代经典到现代名著的书名,单说一部《红楼梦》,还有谁能尽十余年之功译成外文?或者说,不讲整部一百二十回巨著,单单说那组《菊花诗》,那篇《芙蓉诔》,能保持原汁原味的翻译家,今世能有几位呢?
再下一天,12月1日,仍是《人民日报》文化版,刊登了另一位记者的调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翻译系07级三十七位本科生问答“你将来最想从事什么工作”的答案中,“文学翻译”一项竟然是零,就是说无一人将“文学翻译”列为“职业首选”。报纸用大字标题:文学翻译缘何沦为“零首选”?同前一天那个“翻译这座桥还牢吗?”一样,两个沉甸甸的大问号,怵目惊心,让人沮丧而且担忧。记者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和阐述,但愿能引起文化教育部门和社会上有心人士的警惕和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让这座沟通中外文化的大桥越来越宽,四通八达,而且越来越牢固,垂之久远。我这个青年时代便读了许多前辈精心翻译的西方著作,从中吮吸丰富乳汁受到哺育长大的人,对翻译家从来怀有感恩心情。鲁迅先生当年曾誉为盗火者,如今时代不同,他们依然是为修筑中西方文化交流大桥挥洒心血、施展才华的巨匠,在桥上来往的若是有心人,会长久地记住造桥人的功绩。他日重过银锭桥,我也必定会再怀念宪益先生的音容笑貌,想像着能再陪着他在什刹海岸柳荫下一面徜徉漫步,远眺西山落日,一面听他闲吟几首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