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红　

　　一条街消了音，并不具有普遍价值。当所有的人都感到城市安静下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好。

　　但五马街的做法，却具有普遍价值。如果能将它的做法向全城推而广之，我们就会拥有一个安静的城市，一个乡村般宁静的生存空间。

　　重罚肯定不是最好的办法。温州的经验在于，让我们每个人自觉维护城市环境——自我约束的前提是自我认同，它具有他律所不具有的天然亲近性。很多人之所以放音乐，是因为他人在放，而自己不放的话就会吃亏。

　　而当大家都承认不吵的时候，吵的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同行中的规则破坏者。大家自定的规则，大家本身就是监督者。温州五马街的消声，正是利用了这个治理机理，使得噪声在一周之内降了下来。

　　试想一下，如果现在有一家店铺试图放出噪声以吸引顾客，那么，旁边的店铺不管从听觉上还是商业上都会受害，更不用说楼上的住户了。这样的监督机制，远比城管队员的巡查要有效得多。

　　当然，巡查是必要的。但如果巡查者能够取得被巡查者的同意，从而推进一项政策，则比巡查者单方的“好意”有效得多。可惜的是，我们很多时候的方法，并未获取被治理者的同意，使得好意沦为对抗目标。

　　五马街就是这样：好意大家领会了，于是大家一起来执行了一项看似很麻烦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