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美国人S·D·甘博在1919年拍摄的杭州“大街”的照片。此街即今日杭州之中山中路，去年9月刚举行过 “南宋御街”开街仪式。照片上反映的是该街羊坝头段，晚清该段又称羊坝头大街，当时是杭州最大的街道，两旁商号林立。

　　羊坝头本是杭州唐代的地名，原为“洋坝头”，因为今中河以东在唐代即海，此处有防海大坝。宋代以后，海渐远，即呼“坝头”，逐渐失忆，“洋”遂讹为“羊”。照片高墙上坊名为“保佑坊”，这是杭州清代的地名，因为附近有一保佑桥而得名。“保佑坊”在清代是一个小坊，它与北边的羊坝头、三元坊都被包括在“松盛坊”之内。辛亥革命以后，杭州的满城被拆除，迎紫路直街（今解放街的官巷口一带）被群众改称为“胡儿巷”，还造了一座“凯旋门”庆祝胜利。当时的杭州民事长（相当于市长）汪曼峰认为妨碍民族团结，遂给这里恢复了明代的地名“寿安坊”。但是这个名字很不被当时的杭州人接受，他们便把自今解放街至鼓楼一带整个区域全部呼为“清河坊”，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坊”字古代原作“埅”，与“防”通，这表明中国原始先民把带有防御性的土墙称作“坊”。《礼记·郊特牲》说：“祭坊与水庸,事也。”这说明坊很早就受到了重视。在城市里把居住地划分为“坊”的建置始于北魏鲜卑族，唐代汉族人将坊配合制度，发挥到极致，唐宋城市的“坊”就相当于今天的“社区”。

　　中国的坊有三大基本功能：其一为防盗——治安。建立如此高大的坊墙不但是对坊外防御，统治阶级更是为了对坊内的百姓进行管理。坊门的开关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规定时间，而且一到夜晚便不准上街，否则就是“犯夜”，违者严惩。但一发现“贼与奸细”也可以关门捉拿。其二，防火。中国古代城市房屋基本都是木结构的，一失火，就成片燃烧，数里皆为灰烬。同治年间，保佑坊、三元坊、盐桥大火，照片上如此高大的防火墙就是为了防止邻坊失火蔓延过来。其三，防疫。中国古代的瘟疫动辄死人数十万、数百万，在无特效药的情况下惟一的办法就是隔离。乾隆年间，杭州大瘟疫，大方伯坊便设栅断路，而八旗兵捕人，不知情况误闯进去，发现黑屋中居然还有“三、五病者”还活着，这才知道为何设栅。

　　本以为杭州自南宋以来，御街夜不闭市，热闹非凡，至清代，各种严格的规定都几乎消解，可以没有坊墙、坊门等设置。但是从照片上看，即使到了民国杭州坊的形式还被严格地保留着。很可能是咸丰十年、十一年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州，是战争使坊的功能又重新被强调起来。

　　咸丰十年太平军突入杭城，围攻“满城”不下，杭州许多坊都关闭坊门自守，起到了一定的护城作用。次年，太平军第二次围攻杭州，最后因粮尽失守。此后，“坊”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其中最让人痛心者是这条“大街”附近的三家著名藏书楼的彻底覆灭，那就是九曲巷吴焯的“瓶花斋”、馆驿后汪宪的“振绮堂”（这两家藏书楼相距不远，均在今佑圣观路东）和小粉场（在官巷口稍北一些）汪启淑的“开万堂”。乾隆编《四库全书》，诏天下献珍稀图书。“振绮堂”献七百种，“开万堂”献六百余种均超过了宁波“天一阁”所献602种的记录，受到乾隆的表彰。“瓶花斋”虽然献书数目不详，但其藏“百八酒器”均是历代名窑精品，其中唐秘色、宋官窑自不在话下，成化斗彩鸡缸杯居然也在其中，这在当时让杭州文人全体倾倒，留下赞诗连篇累牍。今天杭州重新开发中山路，对商家的老字号很重视，但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却不够。这三个藏书楼虽然早已灰飞烟灭，但这是曾经有过的历史，是吾杭之骄傲，个人以为，不妨踏勘原址，立一石碑，也可让爱书之人前去凭吊。

　　1925年1月5日，杭州市工务局为“改建羊坝头保佑坊一带大马路”限令次日起10天内，“限各商号拆进房屋”。16日动工筑新马路。当汽车进入杭州后，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中世纪的“大街”只能退出历史舞台。今天我们只能从照片上抚摸它昔日的风貌，就像我们抚摸祖母脸上的皱纹——它是我们曾经的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