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案发，20日告破，两嫌犯被擒，5000多册书籍和文物被追回。季羡林先生旧居失窃案似乎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但且慢高兴，这起案子 虽然告破，但“旧居门”背后的尴尬令人忧心。

　　首先，身为季先生旧居所在地的北大，并没有对这起窃案表现出应有的反省。季先生旧居地处北大朗润园，是先生生前居住多年的地方，本身就是北大一处文化风景，更何况其中存放了老人生前大量的古籍和藏品。然而，从有关报道看，旧居的保安状况并不乐观，一些退休老师曾多次呼吁校方在该楼安装摄像头,却一直没有如愿。

　　事发后校方有关负责人称,北大保安平时也会在朗润园周围巡逻,但因保安较少,不可能每时每刻每个地方都能巡逻到。对于此前是否会因为季老住处有文物和比较敏感而加强巡逻,该人士解释说,北大这种特殊的地方比较多,不可能做到专门的巡逻。

　　按照校方的逻辑，北大名人多，照顾不到是正常的。的确，作为百年名校，北大重量级的学人众多，但也不能以此为借口，把本应肩负起的文物保护职责推得一干二净。大师旧居是一个城市的特殊坐标，作为文化符号，它更是一所大学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作为有志于冲刺世界名校的北大，理应在保护大师旧居上有起码的常识。这次北大是难脱监管失察之责的。

　　文化的发展，是累进式的。而名人旧居，是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自身特色与记忆的一部分。相形之下，西方许多城市对名人故居保护就较完善。莎士比亚、歌德、雨果等故居至今完好无损，成为后人朝拜的文化圣地。它们的保护，除了后人的文化自觉，还有“硬约束”——严格的法律程序。前不久，梁思成、林徽因在北京故居的“保”与“拆”曾引得不少人揪心。有关统计显示，北京有三分之一的名人旧居被拆。名人故居的尴尬无疑彰显了立法保护的紧迫性。 

　　“国宝级”名人大家是宝贵的文化资源，仅以2009年为例，季羡林、钱学森、任继愈、杨宪益、欧阳山尊等大家先后逝去，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新一代学者，他们对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热忱，对所从事专业的执着严谨，以及道德和人格的光芒，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这些遗产不但体现在大师们的著作中，也保留在他们生前的旧居遗存里。显然，保护好这些遗产，是文化传承的需要。国家应有职能部门出面，借鉴国外名人旧居保护的模式，在尊重家属意见基础上，或在国家图书馆或在相关大学、科研院所设立专门的纪念室，梳理大师们的学术遗产，一方面留之当代，以备学术研究之需，另一方面也能传之后人，成为国家和民族文化遗产一部分。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大师背影已远，但愿我们对文化的敬畏之心和呵护之责不会被功利主义冲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