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梁秀荣同志的电话，得知我国著名作家黎先耀黎老病故的消息，不禁扼腕长叹。

　　黎老待人热忱、爽朗，办事风风火火，连说话声与笑声都十分洪亮。在我们印象里，他身体一直很好。还是去年夏天，黎老收到我们寄奉的写家父曹靖华的《传记》，很快便打来电话，说他“很少看小说，却喜欢读传记，尤其是亲属撰写的，亲切、细致、真实，是感情和理性编织成的画像”，一收到这本书，便连夜读完。对黎老的厚爱与鼓励，我们十分感激。他还告诉我们，这本书让他回忆起一件往事：那是1938年，黎老参加杜宣同志任团长的抗战宣传巡回剧团在江西农村演出期间，他们的分队长、解放后曾任珠江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洪遒，送他一本家父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并将他的一首诗《寄给顿河上的小哥萨克们》转寄重庆，发表在家父主编的《中苏文化》上。由于是抗战期间，虽未能看到那本杂志，但对他后来决定从事文学创作，却起了巨大激励作用。我们觉得有趣，建议他将这段经历写一篇短文，以便收入北大正编选的家父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但文章却迟迟未见寄来。我们以为他正忙着编书，也并未在意。大约两个月后，收到他的文章，附信说：“因身体不适，耽搁至今，不知误事否？歉甚。”我们甚感不安，他却宽慰我们：“只是身体不舒服，没有什么大病”，随及转移了话题。这次才从梁秀荣同志处得知，早在5年前，黎老即查出肝部有一“占位性病变”，由于病灶部位不适动手术，一直采取保守治疗。而黎老明知自己身罹重病，仍一如继往忙于读书、编书。他那篇回忆文章正是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如今，家父的纪念文集正在付排，黎老却已溘然远去，怎不令我们扼腕顿足呢！

　　我们很早就读过黎老的文章，在我们的印象里，他似乎是一位科学工作者，因为他的文章无论是散文、小品，还是游记，不少都涉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这不是随便哪一位作家可以轻易写出的。我们结识他，却很偶然。那是在1998年中国作协举办的春节聚会上，我们正和青年作家、《中国旅游报》副刊编辑马力在走廊里闲谈，一位长者走过来问马力：“听说今天彭龄来了，你见着他了吗？”我们十分意外，因为并不认识这位长者，他急匆匆找彭龄干什么呢？马力指着彭龄：“这位就是呀。”长者就是黎老，原来他两年前编辑出版了一套自然科学方面的丛书，选了我们一篇文章。由于我们在国外，未能事先征询意见，后来听说我们已经回国，但不知联系地址，才决定在这次聚会上看看能否找到我们。几天后，果然收到他寄来的《人与自然精品丛书》，其中收在《植物卷》卷首的散文《相见牡丹时》，是1984年春天洛阳一家文学刊物颁奖，彭龄应邀，也代表父亲出席，其间参观了牡丹花会。回京后，他将参观牡丹花会的感受写成这篇散文，发表在《中国旅游报》上。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想不到黎老竟将它收入自己编的丛书里。

　　黎老1926年生于杭州，幼时家贫，买不起书。12岁就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一边做宣传工作，一边在革命队伍中锻炼成长。他陆续读了《大众科学》，以及《表》、《铁流》、《苏联作家七人集》等进步书籍，并尝试写新诗。除了写诗外，也写散文，出版过《鱼游春水》、《天之骄子》、《黎先耀散文选》等散文集。 “文革”后，他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北京，到自然博物馆做领导工作。这对他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倘单单为了挂名做“官”，他完全可以当个“甩手掌柜”，指使别人干这干那。但他却决心依靠馆藏图书和标本，尽快掌握相关的知识，使自己变成内行。后来有人看到他们馆藏图书资料卡片上，几乎每一张都有他借阅的签名。那时，他除了主持编辑《大自然》杂志之外，还写过许多涉及自然科学的文章。

　　离休后，黎老还担任着北京、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及北京博物馆学会理事长等职。除赴各地进行学术交流与讲学之外，本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写作。但他认为当今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难得有时间读书，而出版物又良莠不齐，读者选一本好书很不容易。他便下决心“编而不作”，“替别人读书”、编书。类似这套五卷本的《人与自然精品文库》，他就编过十多套，总字数超过一千万字。

　　2001年春天，不知为什么那年京城沙尘天气特别多。那天接到黎老电话，说要来看看我们，顺便送来他新编的六卷本的《游学文化丛书》。那时窗外已刮起了风，我们忙说改天去看他。黎老却讲他已经在路上。他果然和梁秀荣同志一起冒着风沙来了，让我们很过意不去。请他留言时，他望望窗外的风沙，信笔题下：“人生的旅途中，遇到风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他所指的，自然不单单是天气……他们还要去高莽家、罗哲文家、马力家……《游学文化丛书》中也收入了他们的文章，他要把带着油墨芳香的新书给他们送去。望着黎老和梁秀荣在风沙中健步离去的身影，我们怎不感慨万分！

　　黎老从少年时便投身抗日救亡的烽火，他一生该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风沙”啊！难怪他面对着漫天风沙也那样淡定、从容。不过，这一次我们却要由衷地祝愿黎老：一路走好，少一些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