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下放之后
——从义乌样本看浙江“省直管县”改革
最新发布的义乌小商品指数显示,10月份景气指数环比上涨3.97点,同比上涨12.09点。这是义乌指数2006年发布以来出现的首个五连阳,同时也是自去年10月份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首次实现同比正增长。义乌,正以一种“走出危机”的姿态面向世人。
作为全国“强县扩权”的先锋,义乌的每一步表现都在印证浙江“省直管县”改革的成效。一轮经济危机,成为对义乌这个“权力最大县”的一次检阅。
义乌权力究竟有多大?
“能放都放,一步到位,不留尾巴。”今年年初,浙江以一种彻底的姿态,进行第五次扩权强县工作,共下放给义乌市618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其他县则为443项。具体提法也发生了变化,从“强县扩权”变为“扩权强县”:几乎所有的县都将会得到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而义乌,无可争议地被称作“全国权力最大县”。
扩权主要采取三种方式进行:一是减少管理层级,变原由县报设区市再报省,改为由县直接上报省审批和管理;二是由省以交办方式下放,直接由县审批和管理;三是由设区市通过交办等方式,下放给县审批和管理。
之前,省直管县在浙江的试验,获得巨大成功。
1992年到2002年,浙江省对部分经济发达县(市)先后实施3次强县扩权改革。2002年的扩权改革中,浙江将313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17个县市和萧山、余杭、鄞州3个区。强县扩权推动了浙江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2007年,县域经济GDP已经占到浙江省的70%,成为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国家公布的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上,浙江上榜强县连年位居各省市区之首。
2006年11月,浙江启动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这一次扩权仅仅针对义乌:“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推动义乌优化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在不改变其由金华市领导的管理体制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义乌市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以社会管理权限为重点,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与地级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第五次扩权后的义乌权力到底有多大?在浙江,一个地级市大约具有大大小小的审批权力1000余项,而义乌拥有经济社会管理权限618项,其中包括继续保留原有扩权事项524项,新增事项94项。
扩权后,由于义乌特殊的经济地位,在浙江省获得了“11+1”的待遇——义乌是浙江省除了11个地级市以外,唯一计划单列的县,浙江一些重要经济计划指标的分配,如土地、金融指标等,都得到单列,浙江省召开地市级的经济工作会议,出席单位也是“11+1”,义乌在列。
放权给义乌带来什么?
义乌人何敏君兴冲冲地从行政办事大厅出来,他买的二手车刚办好过户。“真方便!以前车辆过户要到金华办,现在不用来回折腾,少费了不少事。”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经过两轮放权,义乌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权,像汽车换牌、公务员考试、卫生系统考试、班车票价核定等,都不用去金华了。仅一项机动车驾驶考试权限下放,已经有人算出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每年节约费用2000万余元。
县域经济发达,没有配套权力确实会带来尴尬。义乌市外侨办主任冯美兰说,“义乌常住外商就有1万多名,原来来华签证要去金华、杭州办,由于人生地不熟,困难很多。”曾任义乌工业开发区常务副主任的金开新说,“原来按照规划,义乌开发区的道路只能做到15米宽,跟我们对接的省级道路是50米!你说这怎么对接?”此外,用电指标、信贷指标、用地指标……发展中的矛盾比比皆是。
现在的义乌不仅承接了省市两级的权力下放,还有不少国家部委直接放权:如邀请外国人员来华审批、外国人在华就业许可和出国组展权;审理部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权等。
扩权给义乌带来的好处很明显:很多主要部门直接和省有关部门沟通对接,带来审批环节的减少,办事效率的提高。对此,义乌本地企业和外商深有感触。浪莎针织有限公司董事长翁荣金觉得扩权的效果太明显了:“经济扩权,企业是主导。简化了程序,企业当然受益。程序简化了,效率提高了,原来一个月才能办的手续一周就办好,企业当然能更好地抓住商机。”在义乌办贸易公司的一位印度商人说:“我刚来时,体检、签证,都要上金华,上杭州,太麻烦了。现在这些都不用了,而且我听说,义乌马上就能直接批代表处,这会让我们更加方便!”
这符合义乌的发展速度。
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中国最大的轻工产品集散地,每天都有几千个集装箱发往国外。配备海关、进出口检验检疫、外汇管理等机构,能大大提速增效。
又比如金融。上半年,义乌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1259.3亿元,贷款余额831.4亿元。活跃的经济,急需增强金融产品创新、扩大信贷总额。扩权后,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到义乌设立具备地市级职能的银行分行,对义乌的企业融资带来很大便利。
地级市的发展空间在哪里?
义乌人对扩权后的变化津津乐道。同时,很多人也将“放权”看成省、市、县“权力的一次重新分配”。
扩权话题在义乌的敏感,关键在与金华的关系。
试点中,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权限仍然被地级市金华所保留。而义乌以其特殊经济结构、经济地位取得的一些突破,如义乌海关的设立、金融机构到义乌设立与地级市平级的分行等举措,都会在客观上成为“分了金华一杯羹”的感觉,如义乌海关业务量占了全市的近90%,分出去,必然使得金华海关业务锐减。
这里涉及的,是地级市自身发展问题。据了解,浙江确立几个改革基本点,第一就是地级市不能通过配置县的资源来发展自己,地级市的发展要靠自己。那么,地级市的发展空间在哪里?
“地级市的功能要重新定位。”一位浙江地级市领导分析说:“以前是短缺经济,只要有资本和资源,办个工厂生产出产品,经济就上去了,县级要素集聚更快。未来要发展的高新产业,关键是人才。而吸引人的关键在于城市的区域竞争力,一个县城,再发展,再强大,功能都不全。未来最大的竞争是城市平台,只有做强做大城市,才能吸引人才、资源的自然集聚。浙江过去走强县之路,未来如何把11个地市建设好,成为能吸引人才资源汇集的中心城市,更显迫切。”
值得注意的是,第五轮的“扩权强县”改革,浙江省提出要积极推进扩权强县向“两头”延伸:加强市一级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整合公共资源等职能,设区市要积极探索扩权强区改革,扩大中心镇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即探索扩权强市、扩权强区和扩权强镇改革,进一步激发发展活力。
这里潜藏着的信息,直指“强市”。
事实上,在“放权”的同时,浙江正在进行更彻底的“减权”。通过3次削减,省级审批权限已从原来的3251项减到630项。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认为:“无论是扩权强县还是扩权强市,目的都不是重新分配权力,减少审批环节、提高行政效率才是核心。”
(原载11月25日《人民日报》)